极端的年代

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种奇特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大家历史的一项重要功能：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差到难以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大家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苏联的铁碗紧紧控制着东欧各国，奇特的是，只有芬兰一国得以逃过这个厄运。原来苏联大发慈悲，1948年竟然让芬兰政府将共产党从政府部门里除名。斯大林为什么放过这个小国，却不在那里建立卫星国政权，其中原因至今是谜。也许芬兰人的好勇之气，把他给吓住了，怕他们再度拿起武器反抗吧。芬兰先后曾在1939－1940年与1941－1944年间起义，斯大林可不想再度卷进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大战。

在莫斯科红场上兴建列宁陵墓，将这位伟大领袖的遗体防腐处理，永存于此以供瞻仰。这番举动，与革命、甚至与俄国本身的革命传统都毫无关系，显然是为了苏联政权，意欲在俄罗斯落后的农民大众之中，激发出类似对基督教圣者及遗骨遗物的崇拜热情。

斯大林将“马列主义”简化为简单绝对的教义问答、教条式口号的做法，也不失为将新观念灌输给第一代识字人的上乘方式。（以1939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简史为例，就教学角度而言，却是一部上乘之作。）

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5．7％的年增长率（几乎与1928－1940年间头12年的工业建设同速），一路下滑，先降为60年代的5．2％，70年代前半期的3．7％，以及后半期的2．6％，到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的5年（1980－1985年），已经陷入2％的深谷（Ofer，1987 p．1778），东欧国家的记录同样悲惨。

然而，对资本主义企业而言，法西斯主义自然有几项其他政治体制不及的地方。首先，法西斯清除了（至少击败了）左派的社会革命，事实上等于是抵挡红色浪潮的中流砥柱。其次，法西斯统治下，没有工会组织，管理阶层不受任何限制，可以随心所欲使用其劳动力。许多大老板、经理人，他们管束属下奉行的教条，根本就是法西斯本身的“领导原则”，而法西斯主义也充分授予其合法地位。再次，工人运动既然不存在，政府便可采取虽不合理，却对企业极为有利的整治萧条的手段。

风度迷人、态度诚恳、真心为共产主义理想所动，却眼见它从斯大林必起以来彻底失败的戈尔巴乔夫，说来矛盾、事实上却是一个个人色彩强烈的组织者，与他自己一手创造的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他坐在委员会里计划研讨的作风太强，不容易采取果断行动；他与都市和工业性格的俄罗斯经验相距太远一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历一一无法如老共产党领导人般，深刻地体会现实的基层群众的一面。戈尔巴乔夫的间题，并不完全在于他缺乏一套有效的经济改革策略（自从他下台以后也不曾有人有过），却在于他与本国民众的日常经验距离太远。

可是到了20世纪，情况完全改观。总体战争对国家人民需求之高，史无前例，势必将一国国力所能的负荷推至极限。更有甚者，战争代价的残酷，国家民族甚而濒于崩溃的临界点。纵观两次总体大战的结果，只有美国全身而退，甚至比战前更强。对其他所有国家来说，战争结束，同时便意味着大动乱的来临。

旧世界的命运，显然已经注定要衰亡了……人类在等待另一个选择、另一条路径。……在欧洲多数国家里，社会主义党派就代表着这个选择……一举将战争无谓的痛苦折磨，转变为附有正面价值的积极意义……“十月革命”……

俄国革命经事实证明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救世主：一方面使西方赢得了反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另一方面悖谬地通过苏联表面上对大萧条所具备的免疫力，促使人们放弃对自由市场正统观念的信念，为资本主义进行自我改革提供了驱动力。

不论经济理论学家，还是经济从业者，记忆力都差得令人难以置信。它还生动地表明，社会需要历史学家，她们使专职得历史记忆者，替自己的通报们牢牢记住打假希望忘记的事。

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不知道旅途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或者应该将我们引向何方。

西方盟国迟至1944年方才有效地重返欧洲大陆。盟军在北非战场的行动虽告胜利，终于将轴心力量赶了出去，并因此攻入意大利，可是其攻势却被德军挡住，不再能越雷池一步。在此同时，西方盟军对付德国的主要武器，只有靠空军，而事后的研究显示，这一招效果其实很差，最大的用处，只不过杀死平民百姓、毁灭城市罢了。

20世纪的社会革命分子，一直到很晚期，才发现了以游击战走向革命之路的手段。究其缘故，或许是因为历来游击队战术多属农民运动性质。而农民运动，往往不脱传统的思想气质，在心存怀疑的城市新派分子眼中，大有保守反动、甚至反革命的嫌疑。说起来，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将革命带往全欧的时期里，所谓各地势力庞大的游击战斗，千篇一律，不都把矛头指向法国吗？

回到两次大战之间自由主义大撤退的20年间，但凡可以算作自由民主的政权，没有一个是被左派推翻的。① ①1940苏联吞并爱沙尼亚，算是最接近左派推翻既有政权的例子。这个波罗的海边上的小国，当时已迈过独裁统治的岁月，正进一步走向比较民主的宪政阶段。

1948年后，英方花去了12年的工夫、5万名部队、6万名警察，加上当地20万人的警力，才将一支以华人游击武装为主力发动的叛乱平定。在此我们大可一问，马来亚若没有那些可以一保大英帝国英镑稳赚不赔的锡矿和橡胶，英国人是否还会如此甘心乐意地付出代价，进行这些行动呢？不过无论怎么说，马来亚脱离殖民统治一事，都不会是件单纯容易的事。一直到了1957年，总算才解决，得到马来亚保守分子及华人百万富豪双方尚满意的结果。1965年，以华人居民为主的新加坡脱离马来亚宣告独立，成为一个富有的城市国家。

赫鲁晓夫外表看来一介莽夫，其实骨子里能干得很，很令人钦佩。他相信改革，主张和平共处，将斯大林一手建立的集中营清理一空，并在接下来几年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领衔主角。他恐怕也是唯一由农村男儿出身，跃登世界大国领袖之人。在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之间——肯尼迪是美国这个世纪最被称誉的总统（1961-1963年）——一个喜欢虚张声势专以大声恫吓冲动行事为能事，另一个则善于故作姿态喜欢玩弄手段。

但是苏联的种种弊端，其实往往反映着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状况，而非布尔什维克设计的本质。合作制度及集体作业，若以不同程度与私有耕耘制相互混合运作，本也可以获得成功——如以色列实施的集体农业屯垦制度（kibbuzim），就比苏联制度更具共产主义本色。而纯粹的小农制度，却往往将精力投往向政府索取补助，反而不肯多花力气，改善增加土地生产。然而苏联的农业政策，毫无疑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失败，可是后起的社会主义政权里面，拾其牙慧者却不乏其国，至少在刚起步时是如此。

在重建与开放之间，却有着不可调解的冲突存在。因为唯一能让苏联体制运作或转型的事物，就是沿袭从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合一发号施令的结构。这种结构，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国历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从上而来，可是在此同时，党和国家本身的结构，却成为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①

至于共产党中国，间或偶有松禁时刻（如“百花齐放”），可是其目的却在辨认下一场整肃斗争的牺牲对象。毛泽东的统治于1966－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巅峰，这项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在反文化、反教育、反理智，在20世纪史上可说无出其右。10年动乱，中国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关门，西洋古典及各类音乐活动也全面停止（必要时甚至将乐器破坏殆尽）。全国的影剧剧目，也削减得只剩下半打政治意识正确的样板戏，一再重复上演（由伟大舵手的妻子，曾是上海二流明星的江青亲自挑选编排）。

凯恩斯在其反对巴黎和会的文章中就曾表达过这种观点，在发生经济大萧条后，这种观点在美国就变得更普遍了。难道任何经济一旦发展成熟，就必然会走上停滞不前的道路吗？另一位对资本主义未来持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的熊彼特说“在经济经过长期衰退的情况下，就算是经济学家，也会和其他人一样，提出萧条将永远滞留下去的理论”

所有这有这些势力都对军警部门、或其他能够以武力实施高压政治的部门青睐有加，因为这些部门是抵御颠覆的最直接堡垒。事实上，他们的支持为右翼势力能上台执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右翼势力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推崇民族主义；仇外、战败及帝国的衰弱是他们推行民族主义思想的部分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既可以使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合情合理，又可以收买民心。

即使在天主教的意大利，也于1970年宣布离婚为合法，并于1974年以公民投票再度认定。1971年，避孕药物及生育控制资料在意大利开始合法销售，1975年，新家庭法取代法西斯时期以来一直残存的旧法律。最后，1978年堕胎正式变为合法，1981年全民投票加以确认。

如今回头想，我们发现一旦“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攻克德国这块重地之后，在苏联境内建立社会主义力量的立论也便失去效用。

苏联工人问道：为什么去卖力提高生产，去挣更多的工资？工资再多，国内经济也做不出足够的像样东西，吸引他们购买。可是相反地，苏联工人若不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又哪有这些东西生产出来呢？

苏联发展之路上还有另外一大弊端，那就是它硕大无朋膨胀过度的官僚体系，即在其政府集中号令下的畸形产物。

最后使得苏联制度陷入绝亡的第三项缺陷，却是它缺乏弹性的僵化。

是斯大林其人，一手将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转换成非世袭的专制君主制。

其一，斯大林相信，只有他才知道前途如何，而且一心一意、全力为之。

种种事实证明，最坚持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的国家，在骨子里，却往往是国家主义观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