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问学录

王安石的文章峭刻拗折，这与他的性格和修养有关。王安石《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诸文，苏轼恐未能为；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诸文，王安石亦难相比。……宋初的古文家，官小地位低，影响力也弱。自欧阳修主盟文坛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我在1987年出版论文集《文史探微》，上海古籍版；黄永年这一本自选论文集，书名也叫《文史探微》，不知道为什么取同一名字。

清代朴学家做学问的方法也常是从读书札记开始，一本书一本书地看，一条一条地写，综合了较多的史料，又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很瘦学界的推重。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赵翼《廿二十札记》等书都是这样写成的。吕思勉“读书札记”的体例与陈寅恪不同，前者是一篇篇的学术短文，已经在零碎的笔记基础上作了加工。后者是零零碎碎的笔记。

邓之诚的记性很好对文献也很熟悉……我本人最喜欢用吕思勉的中国史。他的几部著作，一般分做两部分，上一部分用纪事本末体，讲政治上的大事；下一部分为新体的九通、书、志之学，讲社会结构、典章制度与文化艺术等。他用的材料都经过考核，还注明出处，便于参照和引用。吕思勉邓之诚都是兼通文史的大学者，……现在年轻一辈的学者往往分工过细，思考收到局限，未能继承中国古时“文史不分”的传统。

目前的论文，很流行以某某某为中心的研究方式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说：“资治通鉴不载文人。”……杜甫只是个“文人”，官位低下，任期又短。所以日知录补充说：如果不是王叔文曾经吟诵杜甫的诗句，杜甫的名字是不会在《资治通鉴》中出现。你不妨查找看，资治通鉴有没有记载那些对国家大事几乎没有重大影响的纯粹文人，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推翻顾炎武的说法了

杨明照是余嘉锡的姻亲

复旦大学中文系蒋凡教授曾说，郭绍虞先生在民国时期生活待遇很好，解放后情况仍然如此他砍到一本合用的书时，同一种书一气买三本：一本自己读，遇到有用的材料就做标记，助手就用其他两本剪贴，然后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