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在 章氏看来，因为国粹是以历史记忆为主，而历史记忆是不分好坏的，凡事已成过去的，即是记忆的一部分，值得珍惜，所以他一再强调，他不是提倡学习过去，讲国粹不一定要照着去实践。用“保存一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的标准看，则凡属于记忆的便值得保存

毛泽东与所有现代人物必然是要引许多古书的，而且可以找到愈来愈多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受到传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不过，在他们形成自己的思想后，他们与先前各种思想来源的关系便是结构因果关系，这些成分与他们的行为并不必然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所以并不是毛泽东的思想中有某种成分，后来便有相应的表现。传统的成分毋宁是融化到一个新结构中去，整体的每一个部分无非是整体的本质的表现，而新结构的总体直接呈现在它的每一部分中，并且可以从它的每一个部分中被推断出来。

考证学有一个共喻的前提：当儒家经典的原义以及制度器数的原貌被重构后，圣人的理想便可以付诸实行。

义理并非都能从历史事实上对到出来。譬如，人民并不能从三代制度中推出“钦”、“明”、“安”、“恭”、“让”、“慎”、“诚”、“忠”、“恕”等道理。

中国知识分子在解释经典时，常为了经世的要求，刻意与时代寻求关联，最后竟至严重扭曲历史的客观性。

刘少奇早年在延安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大量引用传统儒家道德修养的思想及方法，作为培养优秀共产党员的资具。如他提倡儒家的“慎独”，说“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要求党员安心做一个好工具，不必问方向或者其他终极问题，应该“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那么，在党和主义之前，伦理道德及传统做人道理只是锻造一件好工具的资源而已。

在近代中国，评判一个知识分子时，总先问他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判定思想之价值时，也只问这是不是一种理想主义，但却不问这个理想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实际结果是什么。这是近代中国许多灾难的一条线索。

与太谷学派时代相近的学术主流今文经学的几位激烈分子，也是以寻求儒家经典背后“隐藏意义”为目标。这种想在经书不能动的字面背后寻找隐藏意义的做法，与时代变局太大，而传统经学权威太重，旧容器装不下新东西的困局有关。在考证学传统的覆压下，人们只能出之以寻找“内学”一途，好把圣人当初秘传下来的道理“解救”出来。而圣人的道理其实也就是他们独家的道理。

梁启超、章太炎这一辈的史学家，其改造旧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现实，就是为了鼓舞人民爱国、救国之心。梁启超认为今日的任务是要自结其国族以排其他国族，所以新史学的目标是要能使人们觉悟到要自结其国族，不把国家当作历史的主体则不足以激励爱国心，不把人民写进历史也不足以激励国民，所以史学之良莠与国势的强弱可以划上等号。

（章）太炎后来成为反满革命最坚强的倡导者，实是三种力量混合而造成的：第一是清代历史中一股不与现实政权合作的潜流，第二是历史记忆的复活，第三是中国在现代世界的挫折。

费孝通说：“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他说“规范知识是劳心者治人的工具”。 （费孝通，论“知识阶级”，在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上海： 知识观察社，194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