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年代

其三，与此同时必须保留奥地利，我们可以看到他此后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来完成这项目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溃，落入其境内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国，这样就会打乱俾斯麦精心构筑的普鲁士优势地位。这也正是1918年后发生的事情。而且如事实所显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政策最深远的结果，正是普鲁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鲁士的名字亦不复存在，除了在历史书中。]

在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是唯一一场既影响“先进”地区也影响落后地区的革命。它是这类革命中传播最广却也最不成功的一场。离爆发之日才短短6个月后，它在各地的普遍失败已经一目了然，18个月后，除了一个例外之外，被它推翻的所有政权全都复辟，而这唯一的例外（法兰西共和国），也尽可能地远离起义者，尽管这个共和国是靠革命起家的。

在1848～1849年间，西欧的温和自由主义者有了两个重要发现：其一，革命是危险的；其二，他们的一些基本要求（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可以不用革命手段而得到满足。自此，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力量。

法国人为形容此情此景而创造了“四八年人”（ quarante- huitard）一词。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一眼识出其特征：胡须、飘扬的领巾、军用宽边帽、三色旗、随处可见的街垒以及刚开始时的自由感、无限的希望感和过于乐观导致的不安感。这就是“民族的春天。而且确实像春天一样，不会久驻长在。接下来，我们必须简要地看看它们的共同特点。

因此，真正进行革命的人，无疑是那些穷苦的劳动者，是他们战死在市区的街垒中。在柏林3月战斗的300名牺牲者中，只有15人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约30人是工匠师傅；在米兰起义的350名死亡者中，只有12名学生、白领工人和地主。是他们的饥饿促使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使之转变成革命运动。

所以，只有在激进主义者足够强大且与群众运动足够密切，能够进而拉着温和主义者前进或甩开他们自行起事的地方，革命才会蓬勃发展。

但是，社会主义对它的信仰者来说指的是什么呢？其含义不外乎是由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渴望所建立的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敌人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关于“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议论很多，但在革命期间，很少有人谈及“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的涌现和爆发就像一股巨浪一样，在它身后一无所剩，只有神秘和许诺。这场革命，“本来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却从革命中退却”。

这场繁荣的政治后果是意义深远的。它为被革命动摇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时间，同时也毁灭了革命者的希望。简而言之，政治进人了冬眠状态。

铁路主干线的建设自然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实际上，直到那时，铁路工程是人类所知的最大规模的公共事业，也几乎是最惊人的工程成就。当铁路离开英国这个地形挑战不甚严格的国家之后，它的技术成就变得更加显著。

对于这些人来说，人类的吗，命运、历史和自身的利益，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1871年，英国德比（ Derby）赛马比赛的结果从伦敦飞快传送到加尔各答，仅花了不到5分钟时间，于是比赛的结果似乎比不上消息飞快传递的成就更激动人心。福格的80天之旅，怎能与之相比！这种信息传递的速度，不仅史无前例，而且实际上也是其他传递工具无法相比的。对于生活在1848年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

克里米亚战争带动了大国国际体系的变迁，就算它不是动因，至少也是催化剂。就像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一个统的意大利王国在1858-1870年间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在18621871年间形成，其间拿破仑第二帝国崩溃和巴黎公社出现（187871）；奥地利被排除在国之外，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建。简而之，在1856-1871年间，除英国之外，所有的欧洲“大国”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甚至绝大多数是在领土方面。一个新兴大国建立了，那就是意大利，并且不久就将身于它们的行列之中。

“民族欧洲”的思想家们对付小民族的民族愿望只有三种选择否认他们的合法性，甚至索性否认其民族的存在；把他们的强烈愿望变成要求地方自治的运动；将他们作为不可否认但又不能处理的事实接受下来。

然而，不论人们的民族感情有多强烈（当民族变成国家和国家变成民族时），不论对民族的忠诚度有多高，“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从历史上看，它是个新事物，虽然它体现出人类群体某些非常古老的反对“外人”所具有的或他们认为他们具有的共性的东西。实际上，民族是需要被建造的。因此，建立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制至关重要。

总而言之，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尚未从西方那种巨大、空前的进步中获得多少好处。西方进步只是对他们古老生活方式的破坏，他们也只是把它视为不具现实基础的可能榜样，视为那些戴着怪帽、穿着长裤，来自遥远国家或只在大城市出现的红脸汉子，为了他们自己而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些进步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大多数人仍怀疑他们是否需要这种进步。但为维护古老方式而抵制进步的人终于败北。人们拿起进步武器抵制（西方）进步的时机尚未到来。

库格尔曼医生（ Dr Kugelmann）曾推荐一位极不具阶级代表性的中产阶数马克思一一到卡尔斯巴德疗养。马克思为避免被认出，遂在旅馆登记时小心翼翼地写下“自由职业者”，后来他发现以“马克思博士”的身份住店可免缴一部分高得惊人的税款，他才又更改过来。

爬山加上长距离健行，已成了剑桥学界、高级文官、公学校长、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特有的活动，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全体）对这种现象惊奇不已。对活动量少一些的旅游者来说，他们的脚步是在库克以及这时期出版的厚重导游书的指导下迈开的。

对少数即将跳出工人阶级队伍的人来说，这点儿希望也许足矣对更多只能在塞缪尔・斯迈尔斯（ Samuel Smiles）《自助》（ Self-help189年）或其他类似手册当中梦想成功的人来说，这点儿希望也许也够了。然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工人一辈子仍是工人，现存的经济体系也要求他们一辈子当工人。“每个人的背囊里都有根元帅权杖”的言，从来就不是为了把每个士兵都提升为元帅。

这就限制了他们准备提供的经济刺激。他们愿意采取各种计件工资制度，把工资与产量捆在一起（按件计酬似乎已在这一时期扩展开来），并指出工人最好知恩图报，应该感谢有份工作可做，因为外面有大群劳动后备大军正等着接替他们的工作。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叫做“福报”

在19世纪中叶的工人阶级词汇中，没有一个比“受人尊重（ respectability）ー词更难分析，因为它同时包含了中产阶级滲透进来的价值观以及冷静、牺牲、不轻言满足的态度，少了这种态度，工人阶级的觉悟便无从谈起，集体斗争运动也无从进行。

今天谁如果忘了那时的男男女女就是这样看待生活消费品的话，他就永远无法理解这场资本主义的伟大扩张，如何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为相当一部分的工人阶级带来小小的，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只是，这部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世界的鸿沟仍然很深很宽，以致永远无法弥合。

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固然宝贵，但其性质是学问；而从实际生活中累积起来的经验，其性质是智慧；一小块智慧的价值比大堆学问大得多。

因此，这个时代唯一提出了阐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综合理论思想家，就是主张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他受到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尊敬和赞誉，至今仍为人所敬仰。

事实上，建筑得最大特点是缺少大家一致同意的道德-意识形态——美学的“风格”（风格总是在不同的时代留下它们的印记），于是折衷主义主宰一切。

这个年代代表着下述企图的失败：创造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相一致（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无批评）的艺术，一种如实证主义所言能体现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现实、进步和自然科学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