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的困惑

黃炎培與張君勱對救國道路的歧見絕非偶然。實際上，他們是分別追逐著兩股殊途同歸的救國時潮——啓蒙與變制。

他（張君勱）後來曾回憶說：“當時立憲派主張政治改革，不以推翻滿清相號召，其最大動機有八個字。‘革命雖成，滿蒙必失。’心中恐怕內亂延長，招致國外強鄰侵入。”

"改良國民之根性·····非一時之所可期。”

在他們看來，革命黨人能夠實現民主的理想政治，卻難於維繫社會的安定；袁世凱不一定肯兌現立憲的諾言，卻有能力實現治平。·····立憲派的價值掛念——安定之上、秩序至上、統一至上

他說，國民黨政策的要旨是“以黨建國”，一切黨化，那麼革命之後是否會“去舊式專制而代以新式之專制”呢？那種排斥異己的一黨專政“與近代民主政治之根本原則”不是“大相次謬”么？

張君勱武斷地認為，無論是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抑或共產黨的工農武裝革命，其實質都是蘇俄共產主義觀念的產物。

張君勱分析說：“這種問題與其說是外交上、軍事上的失敗，毋寧說是民族性的缺陷。”即中國國民缺乏近代的國家觀念。·····張君勱認為，中國人之所以匱乏近代國家觀念，不僅是因為受到“天下”觀念的幹擾，更重要的是因為根深蒂固的家族主義掣制。

（張君勱）提出了自己文化上的總綱領——“造成以精神自由為基礎的民族文化”。

他的民族文化新模式不外乎西洋的科學、政治加上中國的倫理修養，仿佛東西方文明各自的優點簡單交配就會合成一個雙親更完美的新生兒，殊不料依然未曾跳出“中體西用”的藩籬，而且愈近晚年，愈是回歸心切，終於成為海外的一位“新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