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莫妮卡·弗路德尼克：“不可能同时既体验一个故事，又对这故事进行叙述，也就是说，不可能把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讲成故事。”

年轻主人公糊里糊涂上战场后，便犹如一颗尘埃一样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不知道自己何时会丧命于轰炸之下，命运处于极端的不可知状态。便会出现这种幻想。没有时序的叙述也展现出了全书主题：“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合乎理智的话可说。”

有文论家称这样一种极端的非时间化为“垂直时间”(verticaltime)，因为一般的时间是在横轴上的，是水平发展的，是线性的。一旦事件摆脱了时间以及附着在上面的因果，它只能朝深度发展。它的先决条件是个人从循环往复的或历史式的线性时间中解脱出来。

在非时间化的作品中，历史现实就被非叙述化，也就是说，不像在历史写作那样被纳入一定的解释性体系之中，不被强安上一个社会文化形态的框子。

正如华尔特·本雅明所说的：“当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对情节和故事失去兴趣时，他们就显得对行为的意义和道德价值失去了信心。”本雅明的观察是一针见血的：情节的整齐清晰(主要是时序的整齐清晰)是整齐的道德价值体系的产物。但是历史现实本不应当服从任何一个道德体系。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正因为非时间化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道德体系，拒绝把历史现实规范化，从而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奇书《西游补》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本元小说。翻转《西游记》，固然已是戏仿，而书中论及层级观念，妙趣横生，发人深思。例如第四回孙行者入小月王万镜楼，镜中见古文刘伯钦，慌忙长揖，问：“为何同在这里？”伯钦道：“如何说个‘同’字？你在别人世界里，我在你的世界里，不同，不同。”

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者，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

叙述者的智力或道德水平离一般的社会认可标准相差太远，会使叙述变成不可靠

复合叙述者 复合叙述者各个部分组成分工 主要部分的叙述者+参与分工者 这些人物与主要叙述者组成复合叙述者，复合叙述者就是加工者，只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总结一句：叙述文本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叙述者加工后的产物，底本中的任何部分不经叙述加工而进入叙述文本，是不可能的。

叙述文本中的主体分化并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我们分析任何叙述文本时不得不明白的事：叙述主体的声音被分散在不同的层次上，不同的个体里，这些个体可以是同层次的，也可以是异层次的，用语言学家的术语来说是“分布性的”或“整合性的”。

控制发言权

不禁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

在艺术叙述文本中，叙述者成为一个抽象的人格，是戏剧化了的叙述行为中一个环节。叙述者绝不是作者，作者在写作时假定自己是在抄录叙述者的话语。整个叙述文本，每个字都出自叙述者，绝不会直接来自作者。

叙述者是很不自由的，他虽然控制着整个叙述，但他无法描述自己，因为他无法摆脱叙述这个任务。

如果我们能弄清为什么王小波只在作品里“放肆”，为什么他故意制造“非我”的“我”，我们就读懂王小波了。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优秀的叙述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作品中，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拒绝合作，谁都不愿服从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可以说，主体各组成部分不和谐是现代叙述艺术的成功秘诀，这种不和谐非但不损害作品，相反，优秀的叙述作品，大部分各个主体组成部分拒绝合作，不愿服从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不和谐来自叙述者。分析叙述者是否与隐含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一致，是叙述分析的关键。叙述者可以说反话，是因为隐含作者态度可以被读出来，不会导致误会。

如果作品中没有很多评论干预，是否能判断叙述的“可靠性”？回答是可以的。加缪的《鼠疫》可作一例。《鼠疫》通篇用第三人称作绝然冷静的客观叙述，其中也有评论，作评论的是主角人物里厄大夫。直到临近结尾时，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现在是里厄大夫承认自己就是叙述者的时候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全书的叙述方式，余下的叙述依然用“第三人称”方式进行下去。这一条声明充其量起的作用，是使人们认识到，自认叙述者的主角里厄的价值观，与全书的隐含作者基本上一致。

现代小说制造“智力上”不可靠叙述常用的办法是限制叙述者的视界，由于这种方法可用于隐身式叙述者，其应用就更为广泛。卡夫卡的作品，如《变形记》《审判》或《城堡》，叙述者对发生在主人公身上的各种事件没有提出任何解释性评论，似乎完全没有能力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中有过多的，过于重大的缺失，使作品的叙述无法成为可靠叙述。

所谓“反讽”(irony)，并不是讽刺，按美国新批评派文论家克里安斯·布鲁克斯的定义，反讽是文学作品语言的根本性特点，即“所言非所指”，即我们平时说的“言不由衷”、“话中有话”、“阴阳怪气”、“绕圈子说话”等，大部分文学作品多多少少都所言非所指，不然作品就过于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