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

根据吉尓茨的定义，“内卷化”(involution)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在華北鄉村中，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依靠什麼力量而獲勝的呢？……如果要將其歸納為一條，這就是共產黨能夠了解民間疾苦：從毆打妻子到隱瞞土地，無所不知，從而動員群眾的革命熱情。華北鄉村的苦難之一來自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經濟上的橫徵暴斂、政治上強迫專制、鄉村公職成為謀利的手段等……賦稅、土豪和貪污腐敗是鼓動民眾革命的重大議題……研究亦表明改革財政管理體系在山東省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立過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有两个巨大的历史进程值得注意，它1们使此一时期的中国有別于前一时代：第一，由于受西方入侵的影响，经济方面发生了系列的变化；第二，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本书将研究第二个变化，即国家政权的张对华北乡村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且面，如别 的白

20世纪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先前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中国，这一过程是在民族主义（ nationalism）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芮玛丽（ Mary Wrlght）第一个发现20世纪初膨胀的反帝民族情绪是如何促使满清政权（1644-191）为挽救民族灭亡而走上强化国家权力并使政权现代化道路的。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要求“现代化”的压力亦来自帝国主义方面。

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旧的封建帝国的权力和法令是如何行之于乡村的？它们与地方组织和领袖是怎样的关系？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的政策？由以上问题不难看出，要弄清国家权力扩张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变革过程，我们首先得分析国家原有的权力组织与结构。

这里所用的“权力”（ power）一词是一中性概念，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这定义似乎过于笼统，但事实上权力是各种无形的社会关系的合成，难以明确分割。权力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之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5个领域、关系之中。

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 hierar- chic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 networks of informal relaons）。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底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

在第一章中，我将详细述“文化网络”这ー念。在该章以及后的“经纪”制宗族、宗教和庇护各章节中，我将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20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

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特别是黄宗智一书

除惯调》材料之外，我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 Sidney Gamble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对国家权力的研究，我主要依据的是中文材料，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财政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调查。

正如施坚雅指出的那样，华北经济区的兴衰与王朝的兴衰是相互吻合的。这不仅是因为王朝政府对畿辅地区影响重大，而且因为“华北和西北两区更易受异族的入侵，……争取皇位的战争对此地区造成的破坏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以此为线索来探讨华北村落的历吏定很有意思……

在财政及行政事务上，晚清政府主要通过以上两种经纪体制来控制乡村社会。再重复一遍，在分析帝国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中，经纪模型比“乡绅社会”模型更为确切。这两种经纪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国家政权的代表——知县，是如何治理一县之众的，从而没有必要将分散的绅士视为整板一块，也没有必要在绅士和非绅士精英之间硬性画线。

文化網絡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係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範構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場等方面形成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類型。這些組織既有以地域為基礎的有強制義務的團體（如某些廟會），又有自願組成的聯合體（如水會和商會）。文化網絡還包括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網，如血緣關係、庇護人與被庇護人、傳教者與信徒等關係。 ……任何追求公共目標的個人和集團都必須在這一網絡中活動，正是文化網絡，而不是地理區域或其他特別的等級組織構成了鄉村社會及其政治的參照坐標和活動範圍。

祭祀制度與水利組織之間的關係揭示了文化網絡中一個重要的特徵，鄉村社會中的權威既不是為上層文化所批准的儒家思想的產物，也不是某種觀念化的固定集團所創造的。鄉村權威產生於代表各宗派、集團以及國家政權的通俗象徵的部分重疊及相互作用之中。

20世紀之前國家完全依靠文化網絡，其後卻徹底拋開文化網絡進行統治，不過我將證明，進入20世紀以後，國家政權之間放棄並破壞文化網絡中的一些組成部分，但並沒有建立新的渠道。

如上所述，“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予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它反过来有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荣誉感——它与物质利益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而促使人们在文化网络中追求领导地位。

如果不采取那种激烈措施，中国政府能否按照自己的政策、筹集足够的资金以击退到处泛滥的政权内卷化逆流?如果历届民国政府采取那些激烈措施，它们是否能创造出全新的法统基础?

对于这两个假设问句，从今日发展中国家的经历中可找到答案：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delegitimation)力量冲到之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

由於贏利型國家經紀視其職權為謀利的手段，故其不能被視為正統權威之母體的文化網絡之中。

內捲化，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後，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

國家政權內捲化在財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現是，國家財政每增加一份，都伴隨著非正式機構收入的增加，而國家對這些機構缺乏控制力。……內捲化的國家政權無能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機構從而取締非正式機構的貪污中飽——後者正是國家政權對鄉村社會增加榨取的必然結果。“

他们担心城隍庙主持也会向本村要田。他们怀着侥幸心理向驻扎该村的满铁调查员求救，请他代他们向县衙疏通。最后判定土地归石门村所有。

“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文化”一词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予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它反过来又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荣誉感——它与物质利益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而促使人们在文化网络中追求领导地位。

为此，在本章后部我引入“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这一概念以尽力掌握这种复杂性。

国家政权的扩张应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之上，否则其扩张便会成为吉尔茨所描述的那种“内卷化”。我对赋税征收系统中的效益作了如下定义:不论利用何种手段，当正式的国家税收机关收税增加，而且，其征自纳税人的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增大时便可说明是效益提高。相反，如果正式税收机关所征税款在总税收中比例并未增加(不论其绝对值是否增加)，则说明其效益低下。

应该问中国是“单一宗教还是多种宗教”？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弄清各人对宗教的定义。例如，以祭祀形式还是以祭祀目的作为划分宗教的标准，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样，如果从表面的信仰来看，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也可以说中国国民有共同的宇宙观，而从中又派生出不同的信仰。

如果不采取那种激烈措施，中国政府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政策、筹集足够资金以击退到处泛滥的政权内卷化逆流？如果历届国民政府采取那些激烈措施，它们是否能创造出全新的法统基础？对这两个假设问句，从今日发展中国家的经历中可找到答案: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delegitimation)力量冲倒之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

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中国的“开放搞活”又使一些历史弊病重新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将乡村干部视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者经纪人。管理机构与集体结构的分离、土地的逐渐私有化以及基层政权的削弱肯定会造成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失控。——第214页

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代化理论尽管“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有时与现代化进程相连，但它同时强调的是伴随现代政体而来的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