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自传

体育第一 谈到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我不同意从幼小时候就强令孩子们读书，我的主张是所谓“先成兽身，后养人心”。

我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奴隶性，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至于能否做到这一点我暂不去考虑，我想到的只是自己要做那样一个榜样。我已下定决心，对于人间一切事情都无须介意，只有坚持独立自。

政府曾发布通告，同国民约定在明治二十三年召开国会，这就是说十年以后再来兑现，真是无聊。可是在这十年当中，政府尽干了些不受欢迎的事情：有的人被捕人狱：有的人被逐出东京。这样做仍嫌不够，官吏们更仿效从前的大名、公卿的派头都变成了“华族”而夸燿身世作威作福起来。因此，天下的人更加气愤，到处作乱。政府如同一个国家的主人，国民是客人，主人没做任何的款待而在与客人见面之前就闹起对立来，实在可笑！明治十四年（1881）的事实真相我已详记下来藏在家中，但是事到如今我并没把别人忌讳的事情公开于世，而一直在保持沉默。

我不愿屈自己之节而追求那种令人讨厌的交际。从少年时代直到现在，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实际上毫无必要。…………而我的作风，不论是做事或交友，一开始就以奋不顾身的姿态出现，纵令失败也不以为苦。我轻视尘世间的事务，同时又重视自身的独立，并愿人间一切事务都能不停地发展。正因为我是这样地修心养性，所以生活并不那么困难，而是很安逸地一直活到今天。

我的《西洋导游》、《穷理图解》等书就是基于这种目的而出版的。当时我曾对人谈过，写这些书的目的，不仅在于要使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工商之辈能够了解文明的新思想，而且要使乡下来的女仆隔着拉窗也能听懂书中讲的是什么内容。不做到这一点就没有达到我的写书本意。因此，我的译著当然不会请教汉学家们给予校正，而是叫我家里的妇女和小孩读一下我的草稿，他们知道的词语不多，在他们说出哪点不懂的地方，必会发现有汉语的费解之词，随即加以改正。这种情况是很多的。

因此，军人的彪炳功勋、政治家的飞黄腾达、有钱人的积财富，对他们而言，都是一生痴狂追求的目标，看似乎俗不可耐，若更加以深思，则益见其傻气，但是他们绝非我们的笑柄。那些批评他们的学者，虽然振振有词，言之成理，其实自己也逃脱不了世俗的痴傻与贪念。

我一提出想要学习荷兰学的申请书，与我交情深厚的当局人提供我内部消息说：“你不可以这样写，中津藩没有学习荷兰学的先例。”我：“那到底要怎么写？”他回答：“你可以这么写，你只要写学习炮术就可以通过。”“可是，大家都知道绪方是一位开业医生，到医生那里学习炮术，这不是与一般社会的认知不符吗？这样子行得通吗？”“不，因为没有学习荷兰学的先例，所以只好这么写。尽管与事实不符也没关系，你还是必须写学习炮术行得通。”我听完之后说“既然这样，我就照您的指示。”

其理由在于，日本全国只有我们能够看懂西方日新月异的书籍。即使我们箪食瓢饮，曲肱而枕，是个捉襟见肘的穷书生，可是我们的智力思想，远远超过王公贵族，自信有资格睥睨之。越难的书对我们越有吸引力，我们已经到了苦中作乐、苦即是乐的境界。我们的情形可以这么譬喻：我们不知此药物有何功效，只知除我们之外，无人能够服下这么苦的药物。我们也不问病在何处，只要是苦药，我们即鼓起勇气吞下。

总之，当时绪方学堂的书生，十之七八都只是毫无目的地苦学。因为没有目的反而幸福，也因为如此，我们比江户的书生更加用功。当今的书生一边求学一边思考自己的前途，我认为这样是不能求得真正的学问的。话说回来，只是浮泛地看书也是不对的。虽然不对，但若只考虑自己的前途，考虑要如何才能出人头地，要如何才能赚钱、住豪华的房子，要如何才能吃美食、穿漂亮的衣服，如果心里只想这些而奋力读书，我认为是不能求得真正的学问的。学子求学，首要在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有一件事情突然浮上我的心头，我随口问道：“华盛顿的子孙目前形如何？”那个人冷淡地回答：“华盛顿的子孙应该有个女儿，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事，大概是某人的妻子。”我对他的冷淡态度觉得奇怪，虽然我早就知道美国是共和国，总统是四年一任，但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子孙一定是个重要人物。在我的心里，我视华盛顿为日本的源赖朝、德川家康等开国豪杰，因此我提出这个问题，没想到却得到这样国答。我只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我对科学方面的事情都不感到惊奇，唯独对社会上的情形完全无法掌握其方向。

另有一长州藩武士名曰东条礼藏，他亦是与我同属翻译部的同仁，住在小石川“蜀山人居”。有一天浪人冲进他的住处，东条从后门逃出，拣回一条老命。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必须注意自身的安危。尽管如此，我无法中止我的思想，以及我的一切行动，何况我也不放在心上。我本来相当介意，但是现在不是我所能介意的时候。我曾想放弃我的行动，但是我怎能放弃呢？最好的办法即是谨言慎行，不要处处与人唱反调。对于身份立场不明的人，我绝不与他谈论时势。

我的行为与胁屋的罪相比起来，岂止是五十步百步之喻，泄漏外交机密的罪理当重得多。触犯重罪者幸得逃过一劫，与亲戚写信问候者却得切腹自杀，这岂不堪怜，岂不悲惨。人的幸与不幸，一切都是因缘际会。因此王政维新对我而言是个解脱，即不论此，若今日能够阅读我的笔记，则不仅能够了解文久三年的时局，那笔记亦为外交史的珍贵史料。总之，我为了保住头颅而将它烧毁，如果今日有人还将备份保存下来，我真想再翻阅一次。

还有一天吃饭时，我兴致大发地说：“不知道幕府到底在想什么？主张什么攘夷锁港。你看品川港还增建炮台，开什么玩笑。建那炮台的人就坐在我们这张饭桌，建那炮台就能保住日本吗？日本可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喔！”我当时大概疯了，竟然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这种话。虽然小野是个顽固之人，但是我的反叛心也太过份了。我被人讨厌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我毫无怨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