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张力下的中国人

礼教的虚伪之风也同样影响到女子，使她们中不少人变成心里想爱、表面上冷若冰霜的怪物，令人难以亲近，以为这是“守礼”。有人认为《红楼梦》中薛宝钗就属此类（当然她工于心计，表面不是十分难相处）。又如袭人也算上伪君子，她自己可以和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却又跑到主子那里打小报告，提醒主子注意防范宝玉与其他女子可能有私情。这种虚伪，更为不堪，不过倒确是深得朱熹的论敌们所斥“伪学”之旨。

由于古代妇女的生活圈子极小，既不能从事社会活动，在礼教的制约下也不能随便与亲友往来，更没有现代社会中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介可供她们了解外界和消磨时光，因此夫妇之间的性爱在她们的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一旦走上“守节”之路，性爱便从此绝踪，生活的活动的圈子却因要维护“清誉”而更为缩小。因此灵肉交战在她们身上极为剧烈，强劲的性张力几乎将她们身心撕裂。这是她们之所以有时会产生一时难以抑制的“淫奔”冲动，或不得不用黑夜捡钱之类怪办法来自我折磨的根本原因。

诗、词之外，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例子是音乐。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职业音乐工作者”群体正式妓女——包括宫妓、官妓、家妓和私妓。林语堂说“妓女们发扬了中国的音乐传统。没有她们，这个传统也许早就灭绝了”，听上去似乎不无夸张，其实非常正规的见解。在古代中国大地上，除了少数专家（他们谱曲、创制和改良乐器、编创舞蹈等），真正为听众或者观众演唱歌曲、表演乐器、表演舞蹈的，几乎只有妓女们。然而有些现代作者写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论著作当中，竟能从头到尾都无一句提到妓女，堪称“只见物不见人”的极端例子。

如何看待性。一些普及读物为加强效果，常将中国古代描绘成性忌讳、性禁锢的黑暗王国；但只需稍稍回忆本书前面各章的内容，就可以知道这离开历史史实甚远。“谈性色变”的高峰其实可以说是在文革十年的浩劫当中。自8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已迅速改变。

支持及时婚姻的另个理由，当代中国已经感到很陌生了。这理由 是： 古人相信结婚太迟会有害健康，伤身促寿。比如桓谭《新论·桂蔽》： 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坚强老寿，咸百年左右 乃死。…. .后世遭哀薄恶气，娶嫁又不时，勤苦过度，是以身生子......皆俱伤，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短折，中年夭卒。 王充《论衡·齐世》中记载当时入的见解: 上世和气纯渥，婚姻以时，人民禀善气而生，生又不伤，骨节 坚定，故长大老寿，状貌美好。 都将婚姻是否及时作为人是否健康长寿的条件

再看这些古代民族，有一个共同点一一它们都是行一夫多妻制的。礼教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产生，这并非偶然。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是：在一夫一妻制社会（比如古代西欧）中，有妇之夫如要娶纳另女子，他必须先过与原妻解除婚烟这道关；而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就根本不存在这道关。因此，与ー夫ー妻制社会相比，一夫多妻制社会中性关系的流动性要大得多。所以，一夫多妻制社会需要强调女子从一而终，需要男女大防之礼教，来保护男性中心的社会和家庭的稳定

……宿是室者非纪这里所记的议论（很可能就是他本人的议论），当然仍属于正统立场，但并没有卫道士面孔。而那时一些在正式场合道貌岸然、以“风化”为己任的大官们，却乐意接受一种特殊的礼物一一春宫画册！如慵讷居士《咫闻录》卷六有记载云： ①参见郑：《金瓶梅和屠隆》，学林出版社（1994），第11页。此书和《金瓶梅考论》都主 张屠隆是《金瓶梅》的作者。②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今颇为流行的、对官员或商界人物在有“三陪”的包房里所述行的准色情款待。就本质和最基本的心理而言，两者古今是相通的。174

无论是歌妓眼中的官员，还是官员眼中的歌妓，所谓多情，似乎都带有很大程度的自作多情，因为双方都知道，人世的聚散总是无情的。…歌妓本人也会把诗人的自作多情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殷勤。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文人惯于写诗搞这种风雅的游戏，这里面丝毫不存在现代学者热衷赏析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