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击英雄

在一个盲人的国度里，独眼龙便是皇帝。

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梦想不到的。

坦克单独使用或者是与步兵一起使用，都不会具有决定性意义。通过对战史的研究...使我坚信，只有当其他兵种达到了与坦克同等的速度和越野能力。坦克——这种一直被认为是支援其他兵种的兵器，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坦克必须在所有兵种的协同中居头等地位，其他兵种必须以坦克为核心。

他的怀疑态度阻止了他的聪明才智的发挥，瘫痪了他的决断力。他看到了问题所在，但不善于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长达数小时的演讲中，他举例说明任何革命在达到其目的若干时间之后，就必须过渡到进化阶段。

如果敌人能得将击穿坦克装甲的反坦克炮及时配置在战场的关键地点，那么进攻者为取得坦克攻击的成功必定要付出代价，或者说——如果防御者有足够的火炮和纵深——进攻者要取胜就会成为问题。

一件兵器的效能取决于当时与之对抗的兵器的水平。 我们暂且不谈论防御者强弱，没一件兵器的威力还取决于意志的发挥。这种意志能使技术成就达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永远站在你那个时代的最高峰。

我们毫不怀疑，静止的武器要比运动中的武器具有更高的命中精度。但是我们也可以将两种射击方式都放弃，只有一点就足够了：“胜利只能来源于运动”。 我们明白，我们的坦克但要储备量有限，无法进行有计划的“炮火准备”，也无法做到“炮火的集中射击”；我们要多正好是其正面，即直接瞄准，单发命中。

在敌人那里，坦克被视为一种决定性的作战手段，我在我们这里却遭到禁止。由此我认为，应对这种决定性作战兵器的历史加以悉心研究，关注其未来发展。一个超脱和不受传统约束的人，经过对理论的认真思考，提炼出一种坦克和装甲部队的运用、组织和结构的学说，它以远远超过在国外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不过他的另一种推测倒是正确的，他说希特勒，主要是戈林自认为德国具有强大的空中优势，足以阻止英国将其部队越洋撤回国内。但在这个观点上他又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因为只有俘获英国远征军，才能迫使大不列颠求和，或者增强后来在英国成功登陆的希望。

一个超脱和不受传统束缚的人，经过对理论的认真思考，提炼出一种坦克和装甲部队运用、组织和结构的学说，它已远远超越在国外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他们的机枪对着村庄小路进行扫射。不过，敌人的炮火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响了。巴尔克和我都觉的，敌人的抵抗已近尾声。

从军事角度而言，关键是彻底歼灭遭到重创的敌武装力量。我向它描述了苏联首都的地理价值。比如，它与巴黎完全不能类比，它是交通和通信中心，它是政治核心和最重要的工业区；它的陷落将对苏联人民的精神造成重大影响，也将使世界膛目。 不管多么正确，也不管多么重要，首要的是取得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它一切便会迎刃而解。

只有亲眼看一看在苏联这漫无边际的茫茫雪原里在我们身上所经历的灾祸，亲身体验一下刺骨寒风和坑坑洼洼道路的人，只有一刻不停地行使在茫茫无迹的旷野上，时而碰到我们衣着褴褛、营养不良的部队的人：同时看到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那些全副武装、西伯利亚的生力军的人，才会对目前的严重形式做出正确判断。

小教士，小教士，你要走一段艰苦的路啊！

因此，现在的问题时毫不延迟地舍弃其他所有特殊感兴趣的东西，集中力量建设有充足战斗力的装甲师。在这一过程中，宁肯数量少、战斗力强，不要数量多，装备不足。后者需要大量车辆、燃料和人员，却收不到其相应的效果，给指挥和后勤造成负担，并使道路拥塞。

我对贝克优柔寡断的性格太了解了。对于一次政变而言，选择这样一位人物是不适宜的，因此他不能当机立断，在部队中没有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无名之辈。他是一个哲学家，但不是一个革命者。

希特勒还专门指示，必须有人为克里木的失职顶罪。鉴于这种态度，我只有对案件的调查采取拖延态度。于是，我工作得十分细致周密，向有关的要人尤其是党政要人进行深入调查。

这在战争期间是不应发生的，正像前线的军官一样，他们在遇到某些不顺时就擅自宣布离去。 因此，他不能再赋予这样的将军以任何权利。

在这种令人抑郁的审理中，会使人陷入巨大的内心矛盾。你必须对每一个词语斟酌再三，因为稍有不慎就会由于为减轻某个人的负担，而给另一个人带来不幸。

我绝不会将那些背地里窃窃私语的人成为反抗斗士，他们另有企图，他们只是想挑唆。谁与希特勒有不同意见，谁就赢的那公开诚布公讲出来，机会总是有的。 时间的选择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要在战争爆发前，如果谁事先就看清楚希特勒的政策将导致战争，必须阻止战争的爆发，那他必须在战前寻找机会，将其要害向德国人名将清楚，因为战争必将会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不幸。如果在国内行不通，就应当在国外找机会，但谁负责的做了？

总参的人自己挖墙角，这个机构就无药可救了，一系列违反军纪的事情发生。于是我不得不将那些违纪的头头们掉到总参谋部来，否则我拥有的那点惩处权不足以对付他们。在这里，给那些过于自信的年轻先生们几个星期的时间，让他们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我顺便将我的做法报告给希特勒，他非常惊讶地盯着我，什么也没说。（哈哈哈） 他拒绝我的要求，并规定凡是业务有关的谈话必须有凯特尔将军和两个速记员在场。对于这个带来后患的规定，凯特尔也有责任。因为他害怕，如果一些重要的事情不能及时知道，久而久之乌纱帽就保不住了。

苏联人既然知道华沙举行起义，那么他们为什么不从外部给起义者以支持，而是将其停滞在维斯瓦河畔，按兵不动。暴动者无疑属于在伦敦的所谓流亡政府，他们受那里的指挥。他们属于保守的，倾向西方一派的西方人。因此，苏联不愿看到起义成功并占据这座城后，使这帮人得势，苏联似乎支持卢布林阵营的人。（类似：恒温北伐，驻军灞上）

这些勇敢的，准备为国献身的人们，每天所接受的训练不是如何掌握其手中的武器，而是德国式的敬礼。在这支队伍里，伟大的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得不到赏识。

如果在苏军发起进攻前就撤退，那么这一不幸是可以避免的。那样我们就会缩短战线，不必指望罗马尼亚，自己就能坚守防线，从而使苏军的计划受挫。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政治形势以及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品质进行一个透彻的了解。安东内斯库对他的组织抱有太大的幻象，从而为他的轻信付出生命。

您看，我的老战友，在政治上必须要有多手准备。

参战西方大国有计划地号召游击战，这种不符合国际法的作战方式迫使我们进行自卫，而我们的这种自卫却在纽伦堡被起诉人和法官判为违反国际法。

初期战果未能得到及时利用，该集团军从而丧失机动性，也就丧失了实施大规模作战的前提。 攻势已最终失利。必须立即转行向东，也许还不算太晚。

面对这样一种未来，无条件投降实际上就是一种暴行，一种对人类的犯罪；而对军人来说是一种无法接受的耻辱。因此，应尽量争取通过其他途径达成和平。 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恫吓，是谁搞来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

虽然他也看到阿登攻势停滞不前，但他相信敌人也同样陷入被动地位。他认为，在另一个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动一次攻势，可以取得新的局部胜利，通过一系列局部胜利便可达到将西线敌军最终歼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