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与方法（上卷）

只有通过遗忘，精神才获得全面更新的可能，获得那种用新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的能力，以致过去所信的东西和新见到的东西融合成一个多层次的统一体。

作者的思想绝不是衡量一个部艺术作品的意义的可能尺度。甚至对于一部作品，如果脱离它不断更新的经验的实在性而光从它本身去谈论，也包含某种抽象性。

因为人类理性太软弱，不能没有前见去行事，所以，曾经受到真是前见的薰陶，乃是一种幸福。

所有启蒙运动的批判现在通过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这个反光镜大踏步地前进了。对理性完满性的信仰现在也突然地变成了对“神话的”意识的完满性的信仰，并且在思想堕落（原罪）之前的某个原始乐园里进行反思。

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早在我们通过历史自我反思理解我们自己之前，我们就以某种明显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理解了我们自己。 个体的自我思考只是历史生命封闭电路中的一次闪光。因此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

在这里，席勒是康德的继承人。如果席勒把人类审美教育的观念建立在康德所表述的这种美与理论情操的类比上，那么他就能遵循康德的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趣味无需过分强烈的跳跃就使感官刺激向惯常性的道德兴趣的过渡成为可能。”

历史认识的理想其实是，在现象一次性和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在这种理解活动中，无论有怎么多的普遍经验在起作用，其目的并不是证明和扩充这些普遍经验以达到规律性的认识，如人类、民族、国家一般是怎样发展的，而是去理解这个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怎样的，它们现在成为什么-概括地说，它们是怎样成为今天这样的。

游戏的秩序结构好像让游戏者专注于自身，并使他摆脱那种造成此在真正紧张感的主动者的使命。

假如一个人知道去感知在他面前所发生的游戏的意义，这种「艺术和实在的」区分就消失了。

如果我们是以对于规律性不断深化的认识为标准去衡量精神科学，那么我们就不能正确地把握精神科学的实质。社会-历史的世界的经验是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归纳程序而提升为科学的。

对于赫尔姆霍茨来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理想既不需要历史学的推导，也不需要认识论的制约，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能把精神科学的研究方式理解为逻辑上不同于其他研究方式的原因。

教化在这里不再指修养，即能力和天赋的培养。教化这词的这种意义提升实际上是唤醒了古老的神秘主义传统，按照这种传统，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在自己的灵魂里就带有上帝的形象，并且必须在自身中去造就这种形象。

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就是使自身成为一个普遍的精神存在。谁沉湎于个别性，谁就是未受到教化的，例如，他没有节制和分寸地听任其盲目的愤怒。

每一种职务总具有某种属命运的东西、某种属外在必然性的东西，并且指望给自身以一项人们将不视为私有目的的任务。

构成教化本质的并不是单纯的异化，而是理所当然以异化为前提的返回自身。因此教化就不仅可以理解为那种使精神历史地向普遍性提升的实现过程，而且同时也是被教化的人得以活动的要素。

遗忘实际上属于记忆和回忆，这一点长久以来未受到充分重视。

不表达性和不可表达性属于机敏的本质。

谁不严肃地对待游戏，谁就是游戏的破坏者。游戏的存在方式不允许游戏者像对待一个对象那样去对待游戏。

艺术作品其实是在它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它真正的存在。

对于语言来说，游戏的真正主体显然不是那个除其他活动外也进行游戏的东西的主体性，而是游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