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灯

我不断读书，经常是不知所云，我读的范围还自认为相当的有水准：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托尔斯泰（Tolstoy），巴尔扎克（Balzac），笛福（Defoe），斯威夫特（Swift），福楼拜（Flaubert），尼采（Nietzsche）以及我最心仪的斯特林堡。 我变得不爱讲话，成天摇来晃去，不断咬着指甲。我对自己和生命的憎恶则令自己几乎要喘不过气来，我驼着背缩着头走路，一天到晚挨骂，对人生真是悲观到了极点，可是说来真奇怪，我却从来未怀疑过自己这悲哀凄惨的人生。

她不太在意自已，对生活也不挑剔，但却是真正在生活着。她患有胃溃疡，时常发作，她自己也不在意，只要暂停几天不喝咖啡，服些药就好了。她和丈夫的关系很糟，她也不很以为意，她觉得任何婚姻迟早都会变得乏味无趣，最后只剩下性关系的往来而已。至于晚上睡觉会梦游的毛病，也许是吃的东西不对，或是喝酒太多，并没有引起她的焦虑不安。总之，人生对她而言是庄严的，一切顺其自然。（她指的是伯格曼的第三任妻子：贡·哈格贝里）

20年前，我有一次生病动手术，一个小手术，必须全身麻醉，结果麻醉剂注射过多，我昏迷了整整６个小时。这６个小时之中，我的生命完全不见了，没有梦，没有感觉，时间仿佛停止了，那次的手术极为成功。 那种感受真神奇，这个现象让我明白了，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任何意义，活着本身才是意义，人死了就化为乌有，不再存在，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来世了。

我的生活很愉快，我越来越能够控制我自己的内在冲突，也控制住了我心里的魔鬼； 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终于比较能够定心而不分神，我能够过着心无纷扰而又不失眠的日子，觉得非常幸运。我在费罗岛上的放映间带给我许多莫名的愉悦，由于通过电影基金会的朋友帮忙，我可以经常从电影图书馆借一些旧片来这里放映。我的座椅很舒服，放映间也很惬意，灯光暗了，白色银幕上开始出现晃动的影像，除了放映机转动的声音，一切都静了下来，影像开始活动，转向我这里，要我注意看他们的故事和命运。 60年过去了，但兴奋依旧未减。

他以一种昂扬的声调述说他半辈子和莎士比亚戏剧接触的心得，他谈到他的新发现，他的困境，他的新见解，以及他的种种经验。我慢慢了解到英国演员为什么能够活在逆境中脱颖而出，演出不朽的戏剧作品。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在传统之中——虚心学习，同时又高傲进取，而且，又是那么的自由自在。他们跟传统的接触并不墨守成规，奥利佛带动传统，同时又打破传统，他跟许多不同年龄层次的人一起合作，在严厉的训练和恶劣的环境中成就了辉煌的演艺事业，他和他的艺术融为一体，深不可测，令人讶异惊叹。

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早已准备就绪，观众席上坐了许多高级长官和其他观众。 当大师以蹒跚的步伐走上指挥台时，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直到他站定，大家才坐下来。（大师指的是卡拉杨） 音乐袅袅升起，每一个人顿时沉醉在一种荒凉的，冷酷的美丽之中。

这凶残的无赖，没事就打我，我一定要杀了他，绝对不饶他，回到家之后一定要把他慢慢折磨到死，叫他哀号求饶。（这里的无赖指的是英格玛的爸爸。）

在教堂听讲道和在剧院看一出糟糕的戏是世上最难过的事情，你会觉得时间僵住不动了，然后不断看手表，斯特林堡就说过：“人生是短暂的，可是如果时间停滞不动，你就会觉得人生太长了。” 我和其他许多常上教堂的人一样，坐在讲坛前面的时候就迷失了。我觉得教堂很像水族馆，里头挤满了各式各样的物种：有圣徒，天使，先知，也有魔鬼。

20年前，我有一次生病动手术，一个小手术，必须全身麻醉，结果麻醉剂注射过多，我昏迷了整整6个小时。这6个小时之中，我的生命完全不见了，没有梦，没有感觉，时间仿佛停止了，那次的手术极为成功。 那种感受真神奇，这个现象让我明白了，我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任何意义，活着本身才是意义，人死了就化为乌有，不再存在，所以也就没有所谓的来世了。

儿童表演常常有其特殊的一面，他往往能自然而不做作地表现出复杂的情感，好奇和恐惧中有一种动人的坦诚。 我终于理解了费里尼讲过的，对他而言，拍电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也明白了他所说的有关阿尼塔 埃克贝里的一则小故事。那时费里尼在摄影棚里拍《甜蜜的生活》，阿尼塔的最后一场戏发生在小汽车内。这场戏拍完时，她哭起来，这可不是影片的内容。她不愿离开小车，还紧紧抓住方向盘不放。最后人们亲切地安抚她，才将她带出了摄影棚。

电影不是一种记录，而是一种梦幻。这说明了为什么苏联导演塔尔科夫斯基那么伟大。他在梦幻的空间里优游自如，他并不诠释什么。问题是，他要诠释什么呢？他只是一个观察家，但他却让他的影像活动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我穷毕生之力在轻叩那个梦幻世界的门扉。塔尔科夫斯基能够悠游自如的世界，我却只能偶尔一窥其堂奥而已。

当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时，分散注意力的需要会渐渐消失。能够过上平静安宁的日子、失眠没那么严重的夜晚，我已经充满感激。法罗岛上的放映间带给了我许多莫名的喜悦。我得到了电影基金会的友好帮助，可以从他们那里借无穷无尽的旧影片来放映。我的座椅很舒适、放映间十分惬意，厅里的灯暗下来，白墙上出现晃动的影像。在远离尘世的空间里，除了放映机微弱的机器转动声，一切都静了下来。人影开始活动，朝我转过脸来，要我注意他们的命运。 六十年过去了，这种特有的兴奋依然如故。

1965年初的一个大风雪天，母亲往剧院打电话告诉我，父亲的食道长了一个恶性大肿瘤，已被送进了医院，正准备动手术。她希望我能去看望他。我告诉她我没有时间，而且也不愿这样做。我和父亲之间无话可说。对他，我不感兴趣，我在他临终时去看望，很可能会使他惊恐不安。母亲听后很生气，她坚持让我到医院去看他。我心烦意乱，拒绝她情感上的敲诈。这是种永恒的敲诈。“看在我的分上，去吧！”母亲发怒了，她哭起来。我表示，泪水绝不会对我产生任何作用，说完便使劲扔下话筒。

要区分出想象和所谓的真实之间的差别是困难的。如果我付出努力，也许真的能留住现实。但是，假如有鬼魂和幽灵，我该对它们怎么办呢？那些英雄传说故事都是真的吗？上帝与天使呢？耶稣基督呢？亚当和夏娃呢？圣经里的洪灾呢？事实真像亚伯拉罕和以撒那样吗？他真的要割断以撒的喉咙吗？我恐惧地直盯着多雷的版画，以自身的感受去体会以撒。 圣父要去切开英格玛的喉咙。如果天使来晚了会发生什么事？那时，他们只有哭泣。英格玛阴冷地微笑着，鲜血直流。现实。 后来，发生了电影放映机的事。

我差不多睡着了。我看见母牛在锻造炉那里的贫瘠土地上注视着我，云团般的苍蝇绕着它们的嘴和眼。据说那头多色的短角牛很凶猛。

信的最后，除了附上她接下来可能的通讯地址以外，还有个充满感情却非常正式的结尾：“亲爱的英格玛，让我紧紧拥抱你一下，你是否还是那样瘦削呢？克拉拉。” 我从没有给她回信。因为语言障碍难以逾越，我也不想使自己出丑。但我始终保存着这封信。1969年拍摄一部叫作《仪式》的电影时，我几乎一字不漏地引用了它。

我一向是个够格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忠诚的热情拥护这种不痛不痒的、折中的意识形态。我曾经相信我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现在也依然相信，但也许是因为我对别的国家了解太少。

贡是我许多影片中女人的原型，如《女人的期待》中的卡琳・洛贝柳斯，《小丑之夜》中的阿格达，《爱的一课》中的玛丽安娜，《秋日之旅》中的苏珊，《夏夜的微笑》中的德西蕾・阿姆菲尔特。

阳光越来越强烈，照亮了枝形吊灯的棱镜。阳光掠过那幅绘有房屋倒影的油画，抚摸着洁白的塑像。此刻，时钟响了，少年吹响长笛，金色的少女翩翩起舞，那裸体的少女雕像也转身向我们点头微笑，死神拖着他的长柄镰刀，穿过漆黑门廊中的亚麻油地毡走过来。我可以看见他，他的黄脸带着微笑，我看见他那投在前门玻璃上的、瘦长的黑影。

我年轻的时候容易入睡，但常常被一些令人作呕的梦骚扰：诸如凶杀、酷刑、窒息、乱伦、毁灭、精神错乱等等。年岁大了以后，开始做逃避现实的梦，这些梦友善而舒适。 有时候，我会梦见一部杰出的片子，人物众多，配有音乐和五彩缤纷的场景。我会知足地对自己低语：“这是我的作品，我创造了这一切。”

电影工作是一种极为色情的行当；演员之间都坦诚相待，彼此间暴露无遗。在摄影机镜头前面，所有的亲昵、忠贞、相互依赖、情爱、自信和可靠性都变成一种温情脉脉、也许是虚幻的安全感。那种张力，那种紧张气氛的缓和，同舟共济的默契，和成功的狂欢时刻之后，随即而来的反高潮：气氛不可避免地涨满性欲。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终究有一天摄影机将停止转动，灯光也会熄灭。

我们的成长过程大都建立在诸如做错事、认错、受惩罚、被宽恕和恩宠这样一些概念上，这些具体的因素凝结在孩子、父母、上帝之间的关系中。有些东西已被我们所接受，而且我们自认为已经完全理解，在所有这些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逻辑。这一事实很可能造成我们对纳粹主义有着惊人的接受力。我从没有听说过自由，更不用说体验自由的滋味了。在这种等级制度的体系中，所有通向自由的门都紧闭着。

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万事万物都与生和死相关，但未必紧要；理智和误解总像连体婴一样，紧紧相随通常所谓的不幸，就是某种程度的失败占了优势；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是缺乏自信；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想要放弃；每天的牢骚闹得墙壁和天花板都嗡嗡作响，但这也代表着一种安全感。我们高声尖叫、抱怨和呻吟，但我们也常常大声欢笑。

每一件作品都把它的根系深深扎人到时间和梦境中。我喜欢想象这些根系存在于自己的灵魂深处，它们像奶酪一般安然成熟。其中有些会不情愿地或者热情地冒出来，也有的根本不会出现。它们似乎觉得没必要参加这个持续的创作过程。

这位医生拍了大量的照片，由于我喜欢看他拍的照片，他就拿一些近照给我看，大都是一些山地风景和他妻子的照片，其中有两张特别吸引我。比比・安德松靠在一面深红色的木墙边坐着，身旁坐着另一个女演员，看起来很像她，但仔细一看又不像。我认出了这位演员。她曾随挪威的代表团访间过皇家剧院，听说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演员，她扮演过莎士比亚的朱丽叶和歌德的玛加蕾特。她的名字叫做丽芙·乌曼。

明星神话带有长久的魔力，也许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神话，这很难说；也许这种魔力只是一种幻觉，我们这些观众所创造的幻觉。但在那特定的瞬间，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在这半明半暗的狭小房间中，她显露出一种永恒的美。如果我是遇见了来自福音书中的天使，我会说她的美犹如云绕天使的光环，具有一种生命力，光晕雕刻出她那纯洁的面部轮廓、她的前额、她的眼角眉梢、她高贵的尖下巴，以及她那灵敏的鼻孔。

我在母亲身边坐了几个小时。直到海德魏格·艾柳诺拉教堂为早祷蔽响了钟声，光影在移动，远处传来悠扬的琴声。我觉得自己不是在悲痛中，我正在思考，我正在观察自己，正在扮演一个角色，那是我的职业病所决定的它冷酷无情地限踪我的生命，经常疯狂地夺走、毁灭我最深切的体验。待在母亲房同里那几小时的事，现在我已记不得多少了。给我印象最 7

明天 是止式演出的日子。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为失败而哀伤超过四十八小时，这还是第一次。般人都为演出满座而感到安慰。这次在“小舞台”的四十场演出上座率不坏，颇受欢迎，但仍然不够。这么多的努力、痛苦、焦虑、沉闷和希望，都没有意义了。 德烈瓦依达（1926-2016），波兰电影导演，以“战争三部曲”《一代人》《下水道》《灰烟与钻》闻名。后面提到的《乐团指挥》为其1980年的作品。

月中，我们搬到法罗岛，那ル正值冬春交替，天气变幻莫测。第天还是风和日丽、波光粼，新生的短尾羔羊降生在暖融融的大地上。第二天却是风雪交加、天地昏暗，窗封闭，道路阻塞，电路中断。只有炉火、煤气灶和电池收音机陪伴着我们。 尽管如此，岛上的日子仍过得相当平静。我努力工作，详细记录下我

误 。没做任何梦不存在，不管是六个小时还是六微秒，或是永恒。那次手术极为成功我一生都在处理我与上帝之间那痛苦又不快的关系。信仰与缺乏信仰，与弃绝，所有这一切对我都是真实的，又是专横的。我的祷告充苦、恳求、信任、憎恨和绝望。上帝说过些什么，又什么都没有说过 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