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塾师

艾伯特.奥哈拉建议将中国女性分为四个阶层：奴隶和劳动女性，农民和商人之妻，学者和官员之妻，贵族和统治者之妻。在每个阶层内，女性的责任和特权是不同的。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意识到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对所有男性的总的从属，而是对她们自己的阶层中和仅仅是依照个人及家族的关系的特定女性对特定男性的从属。

新兴的超城市文化是一种多样的和包容的文化，向所有能承受得起它的人开放。这一文化并不想与根深蒂固的士大夫文化抗衡，因为它还没有独立的哲学或规范基础。它与文人学士文化共存，因为它属于另一个不同的领地，较之哲学或统治的终极关怀，它更多关注的是瞬间和世俗的愉悦。这一超成食文化萌芽的最突出象征，便是依着文人雅士习惯和情趣的书籍的通俗化，如品茗、燃香、收藏石头和古董。这些指南迎合各个小镇暴发户之所好，这些暴发户购买的不仅是书籍，也使官人生活方式的魅力。

我不赞同“五四”公式并不全因其不“真实”，而是“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与其说是“传统社会”的本质，它更多告诉我们的是关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象蓝图。

应恨块泥将打破，谁能再塑管夫人

黄崇嘏是一位颇具才情的女性，她曾假扮男子一年，并使自己成了后蜀（908—925）的一位官员，她是女性僭入公众领地的一位令人尊敬的先驱。

书面文字居中心地位这一点暗示，这一才女文化的特定形式是局限于上流女性或有着受教育机会的富裕地区的妇女的。尽管婢、妾和妓女偶尔也参与到这些交际网中，但她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透过结社，她们可以打进文人士大夫的世界。从这点看来，这一才女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特权的存在。它的特异性和排他性，正彰显了儒家士大夫文化的优势，也特别说明当时士大夫家庭的成员，无论是男是女，在社会中享受的文化优势和权威。

伙伴式夫妻这一浪漫文学形象，给未来还是未知数的女孩和业已绝望的寡妇们带来了慰藉。但这样一种个人幻想，却掩盖了一个基本事实:作为联盟建立的关键，婚姻不可能是一种个人选择。事实上，这种选择的缺乏，正是浪漫爱情和伙伴式婚姻这样的文学理想如此吸引女读者的原因。

与科举考试非常相像——科举考试向所有男性许诺了财富和权力，但现实中却只有极少数能受此酬赏，“三从“通过应允她们分享男性精英的特权，而诱使所有的女性接受现行的社会性别安排，尽管能够凭此到达顶端的仍是少数。

儒家名言“三从”表达的是一种企图，它意味着一个女人在其人生的每一阶段，都是由男性家长的駅业“阶层分工”所决定的。“三从并不要求个别女人对男人的服从（母亲显然不需要服从儿子），它要求的是男、女在社会分工上建立一种从属关系：一个进士的女儿，其社会身份就从属于父亲，这是“在家从父”最基本的涵义。与“内、外有别”这一告诚一起，“三从”是儒家社会性别伦理的两个支柱之一。

尽管在某种规范程度上，我们把“中国妇女”视作没有差异的整体，但任何女性史和社会性别史研究都应是分阶层、分地点和分年龄的。

刘向（公元前79——公元前78）

”《焚余诗草》《返生香遣集》，真应号断肠。“

曹大家是班超的尊称

曹学佺认为她是沈宜修、谢小鸾及其他出现在家庭选集中的天赋女性的先驱

使其男性读者关注的并不是她作为女性的困境，而是她与某些男性共有的悲剧。这一倾向性不仅明显地表现在男性视小青为一位无能的统治者的牺牲品上，也表现在他们视小青为一位妒且恶的自欺的受害者上。

他们似乎忘记了她们捍卫的主题、她们自豪的根源、她们身份的位置，是一个将女性定为此等地位的男性中心体系。如果以20世纪的标准来评判明末清初之人，这一见识是说得通的。但事实是，在明末清初时，人们对儒家体系无从选择，它更多显示的是这一体系的强大，而不是其拱卫者的愚蠢或失败。没有理解女性的自豪和承认其所得到的回报，我们就不了解明清中国社会性别体系的关键所在，上层女性的积极支持和她们因此而自认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