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灯外

亭子间常常成为上海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家。这些年轻人不少是来自乡下小镇，留在上海工作（多数从事文学、新闻出版和教育方面的职业）。他们的收入使他们只租得起亭子间。

英国人托马斯·汉璧礼投资上海的房地产赚了一笔钱。他还促成了上海与伦敦的第一次电报业务。汉璧礼看到若给商贩配置帐篷和摊位，让他们在固定的场所卖菜肯定有利可图；如果这个固定场所靠近他的地产，那他的地产一定会因为附近有个菜场的缘故而增值。

在法租界，一位名为阿桂姐的女流氓和她的儿子马鸿根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做了很多年的“粪霸”......阿桂姐是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三大亨之一黄金荣（1868—1953）的情妇，这层关系使她能够垄断该项业务。

20世纪美国的贫民窟总是和城市的中心区域连在一起。与此不同，上海的贫民窟遍布近郊，而且常设在外国租界的边界。 上海的中外四方势力组成的警力施行一项控制流浪人口的法令，以便保持城市的“美观”。 无处栖身的人只是被撵出了城市的中心区域，蜗居于都市周边地区而已。 美国的流浪现象主要是与少数族裔相关的社会问题有关，中国城市的棚户区贫民则反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中国都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 近代上海存在众多密集的棚户区这一现实，反映了在中国的一个城市共存着两个对比强烈的世界——农村和城市。

居住区内有1/4的零售商将住宅当作店铺，这类似于农夫那种家与农场合二为一的情况。大多数孩子在附近街区或者就在弄堂里上学。

与此同时，里弄的规模正在逐步扩大。晚清时期一条典型的里弄通常包括20-30幢房子，有的只有10幢不到。到20世纪20年代，有100多幢房子的里弄已经十分常见。1921年上海最大的里弄——斯文里竣工，这条里弄包括了700多幢房子。任何一条大弄堂的主弄通常都不会窄于13英尺（4米），每条支弄差不多有8英尺（2.5米）宽——足够一辆黄包车进出。

里弄生活的混杂不仅表现在居民身份的形形色色，还表现在人们将居住和各种商业活动融为一体。里弄小区的第一排房子面向马路，具备了经营生意的基本条件，许多小店开在那里。除了小店还有其他形式的生意。哪怕是纯居住的里弄里，也常常混杂着各种商业活动。上海人对生活区内的“弄堂工厂”“弄堂学堂”“弄堂商店”等都非常熟悉，这些词在上海话里的出现频率很高。

里弄住宅区，总有一排沿街的房子（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有好几排沿街的房子）。不像弄堂里的其他住房都有一个进入客堂间必须要穿过的庭院，沿街的房子一般是没有庭院的。换句话说，这些房子的客堂间可以直接通向马路。于是，这样的客堂间常常被用来做生意，而不再作为住房，它们中的大部分成了小商店。

每天一大早，农民们驾着船来到上海。“每天，小船运载着粪便从上海驶往乡村，在那里农民正等着肥料，将之贮存于巨大的陶瓶中，直到给农作物施肥的时候。”一张关于虹口粪码头照片的解说词中这样写道，“上海的粪便尤其受欢迎，品质优良而且特别肥沃，这还要感谢上海人丰盛的饮食。”

当粪车一离开弄堂，家家户户便即刻开始刷洗马桶，场所通常是在居屋后门外靠近阴沟的露天空地。弄堂里于是充满了喧闹声，上海人幽默地称之为“弄堂奏鸣曲”。主妇们辛勤刷洗马桶的场景在上海随处可见。直至1994年，一位作家还如此形容：“每天清晨，八十万只马桶在弄堂涮响，成为上海晨曲的特殊音响。”

西摩路菜场，以卖西式食品而出名，它建于1929年，为居住在静安寺路西端人数不断增长的富有居民提供伙食。水果和鲜花在别的菜场并不常见，在西摩路菜场却可以找到，这是为了满足“上只角”居民区居民的需要。……上海的外侨也在菜场买菜，一些菜场与特定的外侨居住区联系在一起。例如，北部菜场（建于1939年）在200多个由日本商贩经营的菜摊，是为虹口的日本人聚居区服务的。

很多乞丐的收入来自商店定期缴纳的钱款，一年两次（春季和秋季），乞丐们会到店里去收“乞丐税”。……大多数店主认为一年两次花上几元钱来摆脱乞丐的纠缠是值得的。甚至有人每年付给乞丐80元钱，作为交换，乞丐负责在晚上为他们守夜。店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才智而不是靠法律或行政体系，来维持他们商业经营活动所必需的最起码的社会秩序，这再次说明了政府干预在街区生活方面的软弱无力。

对于老百姓来说，在他们的思维方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包括吸引人的并能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或者说，在一些情况下使得他们能活着）的任何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们目光短浅，缺乏想象力，或者说对意识形态漠不关心。相反，它表明老百姓在面对近代中国发生巨变时的行为方式要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理智，更具多样性，更具实质性。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意识形态不是无关紧要的话，那么至少它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太奢侈了。人们固守一些旧的生活方式，不是出于保存“传统”的严肃考虑，更少考虑到爱国主义，仅仅是因为旧的生活方式使他感到舒适，或者说这样做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而且，只要有实际需要，人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旧的而采用新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更为常见的是，人们乐于采用或吸收凡是他们感到对他们有益的东西，为的是创造出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这种情形用二分法是不容易表达的。

林语堂（1895-1976）曾经把“思想简单、生活刻苦”的北方人和“力求上进、脾气急躁”的南方人同江南人做了一番比较，结论是江南居民“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 48 对江南人的这种看法当然只是固有印象而已，而且主

「Puluo」是洋泾浜英语单词（是「proletarian」的简单发音），不仅仅是指「无产阶级的」，更多用来指那些常见的普通的事物。它的反义词是另一个洋泾浜英语单词「布尔乔亚」（Bourgeois），隐含「高贵和西方」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