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论

Of the infinite desires of man, the chief are the desires for power and glory.

现代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活动的结果反而使自己的声望减低，因此对现在的世界不满。不满情绪最少的人就倾向于共产主义，而不满情绪较为浓厚的人就躲在象牙塔里了。 最成功的民主政治的政客，就是成功地废除民主，并成为独裁者的那号人物。

但当人们通过这些品德而得到尊敬以后，就能放弃这些品德而利用尊敬在尘世谋求发展。 但是教会的最大力量是它所启发的人们对它在道义上的景仰。 但是，对一个有崇高目的、从而有借口能为其热爱权力辩解的组织来说，享有道德高尚的声誉是危险的，这种声誉最后必然使此组织仅仅在残忍无情、肆无忌惮这方面显得出色。

动物只要能够生存和生殖就感到满足，而人类还希望扩展。在这方面，人们的欲望仅限于想象力所认为可能实现的范围。假如可能的话，人人都想成为上帝；少数人还不容易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在领袖的身上是明显的；在追随领袖的人身上是隐含的。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权力；他们感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大多数人觉得自身没有能力把他们的集团导向胜利，于是就想获得一个智勇兼备足以成就丰功伟业的首脑。即使在宗教方面，这种权力欲的冲动也是存在的。

因此，热爱权力，作为一种动机来说，是受怯儒性的限制的，而怯儒性也限制着一个人的自我指导的欲望。既然有权力的人所能实现的欲望多于没有权力的人，既然权力能获得别人的尊敬，那么，一个人除非受怯懦性的限制，自然希望有权力了。担负责任的习惯可以减少这种怯儒，因此各种责任感都有助于增强权力欲。

从前，人们把自身卖给魔鬼以求得魔力。今天，他们从科学方面获得这些力量，并且觉得自己也不得不成为魔鬼了。除非能制服权力，使它不是为某一伙狂热的暴君服务，而是为全人类服务，不分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也不分法西斯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否则世界就没有希望；因为科学已经造成人类不是全体生存就是全体死亡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

因此，如果一种制度有利于谄佞之徒或幕后操纵者获取大权，那么，一般说来，这种制度就不可能促进公众的幸福

凡在权力方面经过长期发展的组织，通常都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狂热的（不是传统的）信仰导致胜利；第二个阶段是新权力取得公众的默认，很快变成传统的权力；最后一个阶段是权力用来镇压抗拒传统的人，因而成了暴力。一个组织经历过这三个阶段的时候，它的性质也随之而发生重大的变化

战争来临的时候，采取隐瞒政策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一同隐瞒了的不愉快的事情，至少有一些很可能变成众所周知的事人们越是被置于愚人乐园中生活，将来对现实越会感到可怕和丧。在这种情况下，比在通过自由讨论使群众对痛苦事件已有思想准备时，更容易发生革命或突然崩溃。

每个足够强大的国家都企图进行对外征服。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它才无此企图：一是这个国家有过经验，从而知道自己并不如外表那么强大；另一是它还没有经验，因而还不知道自己实际比表面要强大。一般的规律是：一个国家总要征服它所能征服的地区，只有在它到达那个地区的边界而另一个或几个国家在那里施加同样强大的压力的时候，才会停止。英国之所以没有得到阿富汗，是因为俄国人在那里的势力与英国人的同样强大；拿破仑之所以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是因为他不能保卫这一地区；如此等等。

就内在的势力而言，每个国家都向于成为囊括世界的国家。但每一国家的权力，多少都与地理有关：通常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距离中心越远，权力也越弱结果，在离开中心一定距离的地方，一个国家的权力就和其他国家的权力达成平衡，若没有传统力量的干扰，这里就成为它们的疆界

在权力集中于一个组织——国家的情况下，如要避免产生极端专制的流弊，就必须把那个组织里面的权力广泛地分散开，并使下级组织享有大量的自治权。如果没有民主、没有地方分权、不取消法外处罚，那么，经济权与政治权的统一只会是一个新的、骇人听闻的暴政工具。在俄国，集体农庄的农民如果拿了他亲自生产的粮食的一部分，就要受死刑的处分。制定这条法律的时候，正是成百万的农民由于饥荒而死于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的时候；对于当时的饥荒，政府却有考虑地没使它有所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