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

……在中国古代短篇小说与西方现代短篇小说之间的最大差距，就在于各自的结构意识迥然不同。前者趋向于盆景化——短篇小说只不过是缩小的长篇，随时可以拉长放大，演作长篇小说；后者则趋于片断化——短篇小说只表现个人生活历史或社会变迁的“横断面”，而且正如“短小而完美的山水画”一样，容不得添绘放大。

……晚清作家颇多来自吴语、粤语等方言区……他们以为“文法教科书”的，不是主要用北京话写作的《红楼梦》，也不是大量使用山东方言的《金瓶梅》，而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用的语言是长江流域的官话，最普通，最适用”，对晚清白话小说的问题影响甚大。南方各方言区的作家，不能熟练使用北京方言，但作为通用语的官话总还是懂得的。表面上晚清白话小说通俗易懂，但其语言大都并非直接取自当代生活中的口语，而是把明清白话小说语言浅白化了，滤掉了其中的文言、方言和各时代的特殊用语，故显得浅俗准确但缺乏神采。

叙述时，白话、文言各有千秋；描写时，白话能琐碎、易细腻、真切感人的优点才真正表现出来。

一开始作家们对自己无法使用纯正的官话似乎于心不安……可很快地，作家和理论家们意识到方言俗语的价值，有着眼于普及教育的，有着眼于小说的地方色彩的，也有从文章资深的美感要求考虑的，……

晚清方言小说分两类，一为吴语小说，一为京话小说，其中又以吴语小说影响大。……对于晚清作家来说，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文化因素：一是当年的新小说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即使外地作家也大都能操吴语；一是晚清狭邪小说盛行，而吴侬软语恰好最能表现青楼女子的伶俐聪慧与故作娇羞。

……五四之后狭邪小说迅速衰亡，吴语小说也就后继无人。与此相反，精华小说自《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一直到晚清的《小额》，五四以后仍然绵延不绝，且代有佳作。这跟旗人特殊的语言能力有关，也跟北京方言近于官话，外方言区的读者也能理解这种便利有关。纯用官话作小说，虽则通畅，总不免有单调枯燥之嫌；纯用方言作小说，虽则生动传神，却必须以舍弃全国绝大多数读者为代价。唯有京话能兼两美而避两难，这就难怪京话小说能在中国小说的文体探索方面作出较大的贡献。

所谓“假性三角”者，指其虽也三足鼎立，但矛盾的产生与解决并不在这三角之中，而在三角之外，或为礼教，或为金钱，而且多以家长为代理人。…… 只有当作家把父母干涉这一外在因素排除掉，让男女主人公承担起爱情婚姻的责任，并真正赋予其选择情人的权利（不管成功与否），这种三角关系才有可能建立。……

相对于受难者，“旅人”是外来人，是旁观者，同时又是为民请命的救世主。……旁观者对其所耳闻目睹的受难场面，虽然充满同情，实际上没什么实质性的了解，小说中只能表达一种情感趋向。尤其是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叙事者的评述，更可见作家对其表现对象的隔膜。旅人来去匆匆，与受难者是邂逅相逢，不了解本情有可原；问题是旅人不自觉地使自己外在于苦难，没有切肤之痛，没有铭心刻骨的反思（如五四作家那样）。一种居高临下、俯瞰人世的心态，使得旅人无法与受难者共同承担苦难，并认真反省苦难的根源。……

当我们强调域外小说的输入对改变中国小说整体面貌的决定性作用时，不能忘记康、梁等人之所以选择小说作为启蒙工具并力主译介域外小说，正是因为注意到传统的章回小说对中国人性格及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当我们强调在新小说的演进中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所起的作用时，也不能忘记促成新小说家引诗文入小说的原动力，正是域外小说观念输入引起的小说地位的急剧上升。

1892年，韩子云独立创办小说杂志《海上奇书》，不过主要发表他自己的长、短篇小说，再配一些前人的笔记小说。

起码十四年间（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比前此二百五十年出版的小说种数还要多这一点，足以说明晚清小说市场的日趋活跃和兴旺。

做笔墨生意，名家自然多占点便宜，可常人也能从中得到好处。按当时物价指数，每千字二元还是颇有诱惑力的。包天笑译《三千里寻亲记》、《铁世界》两种约四五万字，所得稿酬一百元，“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我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周作人将译稿《红星佚史》卖给商务印书馆，得稿费二百元，在当时来说，“这是很不小的一个数目”。

以上说法都颇有道理，可不该忘了新小说可以卖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当康有为说“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时，他是深知一般大众的阅读趣味，并自觉利用这一点来传播新思想的。并非因为传播新思想而小说销路才广，而是因为小说销路广才引起启蒙者的关注。

直接促成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当然主要是域外小说的启迪与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而不只是小说书面化倾向。

政论化小说之所以得以流行，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读者政治热情的高涨；间接的原因则是由于报刊书籍数量与出版速度猛增形成的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作为书面形式的小说再也不是诉诸听觉，而是诉诸视觉，因而也就不再要求一定要以扣人心弦而且便于记忆追踪的情节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