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

但是一个一个胜仗打完了，一批一批对手消灭了，曹操发现长江和秦岭锁住了自己前进的脚步，而世家大族又悄悄地来到自己的身边。时代的和阶级的限制终归是无法超越的。“君主们……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

说怪不怪，曹操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名教的叛徒，但又摆不脱名教的束缚。

曹操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路要走得通，除了靠方向明确以外，还必须有披荆斩棘的本事。他奋斗了三十多年，不论斗智斗力，吃过他的亏的人非常多。

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

以上這些問題，沒有現成史料可以直接回答，只能參照上文提出的秦楚關係發展線索，並考慮以後秦楚之間的大事，提出一些推測。

卫太子与汉武帝比较，有不同的思想品格，有不同的统治政策。在武帝和太子并存的长时间里，朝廷中自然存在着两类官僚。一类是追随武帝的开边、兴利、改制、用法之臣，他们是多数：一类是拥护“守文”的太子的所谓“宽厚长者”，他们是少数。汉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

官渡之战后，曹操又战胜了袁谭袁尚，取得了邺城，统一了中国北部。 曹操扬眉吐气，挺起胸膛来了。“整齐风俗”、“唯才是举”，扩充屯田，杀孔融杨修……

袁绍当道，人民苦难无穷…… 假使汉献帝在袁绍手里，袁绍照样统一不了。

以江淮流民为主体的京口北府兵，从建立军府起到罢省军府止，一共存在了百五十余年。它抗拒过胡族南侵，支撑过东晋门阀政治，也参预过江左政治权力的角逐，最后转化为江左皇权。北府兵在南朝初年的一段时间里还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然后逐渐从历史上消失。从此以后，它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过程，也鲜为人所道及了。

所以我认为南方运河在政治上所起的主要作用，不是使江南自成闭锁系统而与外界隔绝，而是使江南与外界更快、更紧地联为一体。 浙东、江南、淮南运河主要都是开凿于分裂时期，在政治上却都主要起着促进统一而非巩固分裂的作用。但是把这些运河作进一步修整，并连通北方水系而构成大运河，使之发挥全国性效益，还得靠统一国家的作用，分裂时期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隋炀帝的确是值得纪念的人物。

……三是曹操晚年政治上出现向世家大族转化的倾向，在意识形态上说就是回归于儒，这在他消灭了一切可以由他消灭的政治对手，只等着摘取皇冠的时候，是必然要出现的。所以儒家大族欲恢复其旧有的地位，不必等到日后河内司马氏之兴起。第三点意见在当时有点异端味道，因而受到怀疑。可是我确信历史就是如此。“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曹操自己就是这样说的。

田租制度曹魏计亩，西晋计丁，东晋咸和计亩，太元计丁，其中有时夹杂着使用课田的名称和什一的租率，实际是汉制、晋制交错、变来变去，莫衷一是。这反映了官府既无法核实地亩，更无法核实人丁，只是穷则思变，随国力之所及，能征收多少就征收多少。这个时期其所以不能产生一种稳定可行的田租制度，根本原因还是豪强占夺力量太大，使国家总是处在困难境地，找不到一种能够稳定持久的办法。

司马越在皇族中已没有强劲的对手，八王之乱至此告终。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河山，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

“《三国志 满宠传》明帝太和二年（228）尚有朱灵助曹仁于合肥地区作战之事可证”

“明帝正始四年，朱灵与臧霸同以功臣受祀于武帝曹操庙庭”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曰：“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木将腐，蠹实生之；物将坏，虫实生之。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祸之所被，以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按即卫太子），以兄子则屈氂，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皆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固不待于江充之谮也。”

以守正见称的诸葛亮，却借司马懿的兵力以除来降的孟达，我认为除了虑其反覆之外，还别有原因。第一，孟达问题不是一般的降人问题，而是数年前东三郡刘封、孟达纠葛的余波，是新旧问题的再次泛起。诸葛亮思用孟达以制魏，又恐新旧问题有灼手之处而出此策。第二，约降孟达事恰在诸葛亮调遣李严赴北以图解决李严问题的关键时刻，孟达之来于此有碍；而及时除掉孟达则将有助于迅速解决李严问题。这两者在蜀政中同具深层意义。

我认为，诸葛亮的艺术形象也跟诸葛亮本人的历史贡献一样，同属民族文化遗产，应当珍惜，即令它并不是或者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也应当如此。艺术形象毕竟是艺术创造，没有必要从历史科学的角度一一加以检验和改造，从而破坏它的艺术价值。艺术形象也可能有加工和改造的必要，但这未必是历史学家的事。

诸葛亮以法治蜀，并非完全真正一统于法，无懈可击。《法正传》法正为蜀郡太守，“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日：‘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列举法正引刘备人蜀大功，曰：“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自然，这种威刑不肃的情况出现在创业之始，是权以济事，毕竟不是常情。而且对法正这样特殊人物，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严格说来，李严兴废也是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

据《汉书・外戚传》说：巫蛊狱兴，“卫氏悉灭”。可以说公孙贺之狱与卫太子之狱，都是针对卫氏而发的，其目的是为了更换后宫和更换继嗣，而更换继嗣是更为主要的目的。前面说过，江充兴狱，意在太子。江充掘偶之时，太子少傅石德谓太子日：“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江充和刘屈鼇所行，客观上都是在实现汉武帝改换继嗣这一政治目的。石德点破“秦扶苏事”，是洞悉当时政局底蕴之谈。

但是还有不少南行而不得过江或不愿过江的人，则滞留江淮之间，他们多是统率宗族乡党，千百为群的流民帅。流民帅的门户背景并不相同，但他们多少都有战斗经验，起初都有抗胡复土的要求。他们原不受司马睿节制，未必竭诚效忠于司马睿。司马睿对他们颇多疑忌，唯恐他们率部曲过江后竞逐权力，成为江左政权的肘腋之患，危及东晋。

具有阶级性质的国家，也具有超乎阶级之上、超乎社会之上的表象。要把国家的一切活动都直接与具体的阶级利益联系起来加以解释，本来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必要的。

秦楚之际风云诡谲，事态纷纭，它昭示于后人的历史结论，一是非张楚不能灭秦，二是非承秦不能立汉。灭秦和承秦，相反面而又相成，其间都有楚作为中介。

陆机《辦亡论》论及这一段历曰：“宾礼名贤，而张昭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达而聪哲，故同方者以类附，等契者以气集，而江东盖多士矣。” 弘敏：旷达敏捷 多奇：超群出众 雅达：雅正通达 聪哲：聪慧明智

乐安高氏 在晋末的纷纭政局中，乐安高氏三代经历的浮沉反复虽比刘牢之要少一些，但也屡履险境，而且在桓玄之乱中，高、刘同归失败。卷入上层政治斗争漩涡的将门人物不知如何自处，盲目被动，高氏和刘牢之没有实质差别。他们都是其时较低社会阶层夺取最高统治地位以代替门阀政治这一历史运动的先驱者和牺牲者。刘裕从前辈众多北府将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逐渐看清了道路。此中除刘牢之外，乐安高氏也以自己的失败提供了负面经验。

大运河修成后，唐和北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大运河，大运河效益发挥的程度影响唐宋政权的兴衰。而且，大运河的作用，也不限于唐宋帝国内部。大运河的一端通过明州港以通海外诸国，另一端则从洛阳西出以衔接横贯亚洲内陆的“丝绸之路”。可以说，大运河起着沟通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巨大作用。

诸葛亮作《隆中对》，未知条件较多，局势不太明朗，而所作出的判断如此具体，应验如此显著，这正是《隆中对》千古传通的价值所在。唯其如此，《隆中对》包含未得应验之处，也就无法避免。我们应当加以分析，使验与未验，验多验少，都能得到历史的说明，从而使人们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