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但我们发现，无论是周扬还是冯雪峰，都陷入了一个自己也难以自拔的怪圈里：一方面，他们反对主观主义的创作倾向，反对从观念和政策出发，但他们同时又强调必须从政策的观点来考察、估量和研究生活，免使自己掉在生活的大海里迷失方向；要求作家必须研究政策，政策指导我们去了解实际斗争生活。生活和政策的关系，在他们那里实在是一个纠缠不清的关系。这说明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前，文学界高层面对创作出现的主观主义、概念化问题，也不可能拿出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他们的犹疑和矛盾，既是制度、体制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是中国现代性的矛盾。

革命文艺的感召力和纯粹性、民众立场和道德色彩，总会给人以激荡和热情，特别是具有民粹主义立场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它。但是，革命文艺因其功利的诉求，大多采用浪漫主义和象征的修辞手法。这一明快的方式不仅易于为民众所接受，而且易于转化为实践行为，它昂扬的激情虽然空泛，但也易于触动接受者的情感。这一表达策略和目的性，以及它无私的、献身的、理想的情怀、鼓动性和狂欢性，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

通俗小说之所以被普遍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模式化。事实上，所有通俗的、大众的文化都一定是模式化的。一个被大众熟悉的模式才有可能被大众所接受，他们阅读、观赏、倾听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心理期待不断兑现和落实的过程，也就是获得快感和满足的过程。

针对“有错误倾向”的文学现象，一般都在文艺性报刊或其他权威报刊发表“批评文章”、“社论”、“评论员文章”，形成对作家、作品的压力。采用“座谈会”的方式，对一些“越界”文学现象和作品加以定性。也就是把它们“孤立”在社会舆论和公众伦理反感之中，通过“防止”、“排斥”的手法使之成为“非主流”现象，再把文艺引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对文学作品的认定，不是“文学标准”，而是“社会价值标准”，把一般文学问题向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核心价值体系的方面归纳、提升和并置起来。

它（新写实小说）之所以主张“还原”生活本相，消解创作中的主观倾向性，强调表现平庸的“世俗化”的“现实”，对小人物的凡俗琐碎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中烦恼、生存的艰难和孤独表现出一定的理解和同情，也即表明，他们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包括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作家）所一贯坚持的批判、介入和干预“生活”的激进姿态，而回归到平民化的立场和写作态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