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神话与祭祀

在这里，氏族或宗族的成员资格，是书写符号开始应用的唯一原因（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书写符号的首次应用通常有经济事务等其他起因）。村落内部成员的等级划分或许建立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之上，这一渊源甚深的事务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准。随之而来的就是村落见的等级重组，这一进程可能在龙山文化形成期就已开始。

古代中国的每个“国”，都是一个由若干等级不同的城邑构成的网状组织。

随着时光流转，经过一段攻伐吞并的过程，国的数目减少，而每个国内的城邑却增加了。

夏、商、周三国只是它们那个时代最显赫的国家，却决不是当时唯一的国家。

总之，有关三代的可靠证据向我们展开了这样一幅图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景观中，分布着成百上千个为不同氏族和宗族所占据的城邑；它们按照亲族关系和聚落互动模式，在政治分层系统中彼此联结在一起。

城邑、氏族和宗族的分级分层，组成了一幅理想化的政治结构图。一般情况下，这个系统可能正常运转，但它的平衡终究是脆弱的。每个氏族都宣称自己是神的后裔，并为统治权而奋斗；就神话的意义来讲，它们即非全部，至少大多数都有资格取得这种权力。氏族内部的宗族也分化为很多等级，它们日益分散，相互间的地位差别日益缩小，变得相对而无明显的界限。换言之，亲族制本身已不能严格维持层序体系，不得不把其他因素引入这个平衡面中来。

如果说祭祀及有关的物事如祖庙、牌位和礼器有加强与叮咛的作用，并作为氏族凝聚的象征，神话则赋予氏族典章，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英雄神话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讲述宗族祖先的功德行为，他们正因此而在祭祀时受人赞颂。

亚瑟·瓦立：在古代中国，鬼神祭祀时充当中介的人称为巫。据古文献的描述，他们专门驱邪，预言，卜卦，造雨，占梦。有的巫师能歌善舞。有时，巫就被释为以舞降神之人。他们也以巫术行医，在作法之后，他们会像西伯利亚的萨满那样，把一种医术遣到阴间，以寻求慰解死神的办法。可见，中国的巫与西伯利亚和通古斯地区的萨满有着极为相近的功能，因此，把“巫”译为萨满是……合适的。

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有其图象上的意义：它们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的形象。

商周动物纹样的两个典型特征——常常在器物上作对称的排列，并偶尔与人同时出现。

历史学家……是古代中国有条件占有知识的一个集团；当东周以前知识为贵族集团更多成员所掌握时，尤其是如此。换言之，占有知识是沟通过去和未来的关键，而历史学只是达到此目的的一种正式途径。占有历史知识与占有文字具有同等的效用；能否掌握文献，是能否从古代统治术中获得预言能力的关键。

史学的功能也同样表现在许多商周青铜利器的铭文当中。东周时的人说得很明白：铭刻金文与其说是为了先祖，不如说是为了子孙。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史官并非唯一占有历史知识者（其实，史书中经常描写他们在向统治者进谏时所表现出的极度被动）；而且，充当商代与西周知识载体的器物，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但是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证明：商代确有专职者能运用文字对历史和人间事物进行归纳，并握有为统治者的利益而作指导的权力。这种能力至少有一定宗教渊源；它可能从专职者作为宗教媒介的原始角色演变而来，从文字所充当的与祖灵沟通的角色演变而来。

为了寻找铜锡矿石和保护矿藏，必须动员大批人力，这或许是导致夏、商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之一（据史料记载：夏有九都，商有十三都）。

所谓文明，既是政治权威兴起的结果，也是它必不可少的条件。文明是聚积的财富之体现。

对中国、玛雅和苏米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的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态。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史官并非惟一占有历史知识者（其实，史书中经常描写他们在向统治者进谏时所表现出的极度被动）；而且，充当商代与西周知识载体的器物，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但是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证明：商代确有专职者能运用文字对历史和人间事务进行归纳，并握有为统治者的利益而做指导的权力。这种能力至少有一定宗教渊源；它可能从专职者作为宗教媒介的原始角色演变而来，从文字所充当的与祖灵沟通的角色演变而来。

总之，有关三代的可靠证据向我们展开了这样一幅图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景观中，分布着成百上千个不同氏族和宗族所占据的城邑；它们按照亲族关系和聚落互动模式，在政治分层中彼此联结在一起。

古代中国的王朝循环与文明的盛衰并无干系，它仅仅意味着个别社会集团政治命运的变幻，其领袖取得或失去建立统治的道德权威。

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交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官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巫的首领。

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有其图像上的意义：它们是协助巫觋沟通天地神人的各种动物的形象。

我认为，无论商代还是史前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都是家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标记和族徽。

能预见未来自然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根本目的。“为什么历史研究如此受到宠爱，它到底有何种价值？”莱特作了这样的回答：“原因之一是，以往的成败无疑为当代提供了借鉴~~~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训导人们研究历史，以积累有关的经验。第二个原因是~~~历史研究会通过许多实际例证让人们明白：当个人生活与正统的道德观相一致或相背离时，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因此，道德权威便被赋予了古代的历史学家，没有哪个统治者敢对这个权威漠然视之，因为它的基础就是以往的知识——即有关“正统道德教导”所允许的行动和后果的知识。

其实，个人将史官和巫师职能集于一身的现象，与很多史学家的下述观点是契合的：最早的史官也是神职人员——很可能是巫师。

但是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证明：商代确有专职者能运用文字对历史和人间事务进行归纳，并握有为统治者的利益而作指导的权力。这种能力至少有一定宗教渊源；它可能从专职者作为宗教媒介的原始角色演变而来，从文字所充当的与祖灵沟通的角色演变而来。

这种极其繁缛、极尽奢华的祭祀活动以及同祖先精灵的沟通（主要为了统治术），都以带有动物图案的青铜礼器为基础；占有它们，是保证统治者获得祖先知识的关键。因此，作为仪式象征的九鼎，也就是统治的象征。

文明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政治王朝如何在古代中国兴起？ 结论：文明不过是社会少数人、即王朝积累财富的象征。

以血缘纽带维系其成员的社会集团左右着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最显著的特征

分支宗族的聚集核心是城墙环绕的城邑

然而，夏商周三国只是它们那个时代最显赫的国家，却不是当时唯一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