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凯歌

我的朋友和同学张晓翔,一九七O年死于黑龙江省嫩江平原的农场中。死的时候,正是北国的冬季。 他死于一种叫做“出血热”的地方病。……他被误诊为重感冒,在持续高烧之后,进入弥留。当时,有几位四中的同学围在身边。其中一位告诉我,晓翔临终前几月念念不忘的,竟是一份在“文革”中发行过、后来停刊的小报,叫做《解放全人类》。

我的一位定居云南的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他买了一个衣柜准备装上卡车时,却发现衣柜里蹲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手里拿着的纸上写着:我的妈妈爸爸回城了。我不能回,因为我没有城市户口。带着我,他们也不能回。我不哭,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的朋友是个心肠很硬的人,说到这儿,说不下去。当他抱起这个男孩,沿着长长地排列成两行的家具,仿佛参加一个葬礼一样走去的时候,果然不哭的孩子,伏在他的肩头,始终回望着他的父母离去的方向。P180

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仿佛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P80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P90

不管什么样的政治主张,要实行并希望有效,都需要为理想的人群去努力。由经济决定了只能产生人身依附关系的中国社会,加上意识形态的控制,却产生不出来因自由呼吸而有质量、为理想的人群。这就是“未有天才之前先须有天才的土壤”。是灰尘而非泥土的群氓中产生不了伟大的天才及其思想。当设计师把“宏伟蓝图”交给匠人们以后,掷回来的却是乱糟糟的满纸血污和墨迹。“天国”的设计和结果之间最终南辕北辙,最终的悲哀都在于没有为理想的人群。P90-91

红卫兵的抄,不过是传统的光大,老戏新编。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P82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再次接见红卫兵,拥挤的人群过后,地面上遗下了金条和首饰。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发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读国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 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的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嘘嘘地乱了后面的人影，模模糊糊和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仿佛梦中花朵般开放。

日后甚至连抄家者都不免惊讶，为什么在一个宪法载明保护个人财产的共和国里，一些公民，甚至一些未成年人都可以明火执仗地毁灭、抄走另一些公民的财物，不仅不受到制裁，反而受到保护？其实，抄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无论是乱世暴民的”开仓济贫“，还是治世帝王的”奉旨查抄“，用意不同，取法一致，都免不了一个”抄“字。红卫兵的抄，不过是传统的光大，老戏新编。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去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毁灭的明证。

当人们成年以后，他们是谁和他们想是谁，区别越来越小，由于社会，更由于自己。一代人随风而去，难忘的终于是跳下囚车时好狂的一笑，慷慨，坦荡。真的叛逆，因为真的年轻。

这场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不是进步，因为，他们用时间和血汗换来的经验，哪怕是最成功的，也无非是农业社会的。如果创意只能从自身经验中生发，而无外来的比较，那必定是非选择的和局限的。可能的事实是，人间的苦难只磨练了一代更加坚忍的农民而已。

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渐渐懂得，人性是植物，需要在美好——诸如水和音乐——环护下，才有清香。我们当时的人性，是在泥污里再三被践踏，又被晒枯的一条裤腰带。又想到，那些花的种子是风带来的，没有风，烧焦的坡上就什么也不长了。

尽管文化大革命因“十年浩劫”这样的名词而似乎得到否定，也有了许多批评的书籍，但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革这场命”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日后甚至连抄家者都不免惊讶，为什么在一个宪法载明保护个人财产的共和国里一些公民，甚至一些未成年的非公民可以明火执杖地毁灭、抄走另一些公民的财物，不仅不受制裁，反而受到保护？其实，抄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无论是乱世暴民的“开仓济贫”，还是治世帝王的“奉旨查抄”，用意不同，取法一致，都免不了一个“抄”字。红卫兵的抄，不过是传统的光大，老戏新编。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

驱动他们去残暴的究竟是什么呢?是恐惧。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求存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心态上并无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

我的父亲终于在六十五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男孩子被批准参加小足球队时的笑容。这个迟来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他人证明,我才是我。

F的故事常让我想起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和另一些西欧影片。那些生活在战后初期的年轻主人公,往往以暴力或死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一个时代的了悟,看上去犹如末路英雄。而所以不能有方式上更好的选择,实在因为那时代的荒凉。以灌注了勃勃热血和活脱脱精力的年轻身体直撞过去,以错误的方式演出并不错误的人生的,F也算一个吧。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午,我在北京城偏北的太平湖公园内看到了他。他于当夜在此投湖自尽。二十三日,他和北京市的其他一些作家、戏剧家在祭祀孔夫子的文庙内遭到毒打。施暴者一面行凶,一面焚烧无数京剧的戏装,一时浓烟大起,观者如堵,怒吼和惨叫声远近可闻。在清音妙语的名优们穿戴的服饰灰飞烟灭之际,老舍被殴成重伤,额上的血虽有洁白水袖的包裹,仍然涓涓而下。其后,又在另外两处再遭痛殴。一日三难之后,凌晨送回家中,身上的伤口与单衣相贴连,非用温水不能分离了。

傅雷艺术造诣极为深厚的,……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袂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他是那种将稿纸铺在中间,上书“疾风迅雷楼”,汉法字典于右,原著于左,笔墨于中,堂堂布阵的文字将领。他是那种认为“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势难行文的书生。他是那种将自身种植在书斋中,温文如兰花,正直如柏树的君子,远近可以闻香,生存或击碎都不留残缺。

傅雷也是一代大才,却一生未求他人理解。他对生的领悟不止于欲望,对死的选择也不尽迫于外力，所以才来去闲闲。他的死当然因为愤怒,但更因为骄傲。此生事已毕,他和夫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如推门进入别室一样安详。回首尘寰,既无褒扬,也无怨恨,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希望,也许希望已经在他的译作中了。真人的自毁,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一件事非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然是永远不会懂的。

很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美国友人站在户外看星,又清晰地听到了从记忆中传来的嗥叫声。我对友人说,活在地球上的,不过是我们在其他星球上的影子。她斜着看了我很久才说:你是说,所以我们才这样黑暗?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上千万的知识青年终于以各种方式陆续回到了城市。他们走了;又好像从来不曾离开似的回来了。他们站在熟悉的街头,做梦一样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再也没有想到,十年追寻的终点竟就是起点本身。他们一直走在上面的,是一个圆。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鬓边已有华发。他们把过去留给了田野,而将来可能是另一个圆。他们茫然若失,徒然意识到他们在农村的根已经长得多么粗壮,却不得不在城市喧嚣的暮色中再次成为局外人。

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著名的春节讲话中却早已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梁武帝、李后主文化多亡了国。可见书读多了要害死人。在列举了古今中外一长串教育程度较低的名人例证之后,他得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结论。 P45

在我后来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就曾有人仅仅因为抱怨公共食堂每天吃萝卜和豆子而被宣布为“右派”,其年十七岁,此后二十多年颠沛流离, 可见压抑之烈。P45

天性思动,深受毛泽东的反叛性格影响的青年学生,在长期压抑之下,形象地说,犹如藏于深岩的炸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一根行将被点燃的导火索已经非常接近终点了。

刘少奇的儿子。他比我们高一个班级,也是篮球队的队员。他日后居住的地方是原来教学楼中存放扫帚的清洁间。

班上的红卫兵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班主任送到了讲桌上站着,他们在不断地用拳头和皮带敲打课桌的同时,强迫这位宠爱他们的老师“居高临下”地回答各种屈辱的问题。……我作为观众,心情复杂。一方面惊骇于事情变化的迅速,一方面却感到隐隐的快意。P68

暴力事件开始发生。教室的门被打开时,总有老师被推出来,或者嘴角淌血,或者头发被剃掉一半;眼镜被敲成碎片,胸前挂着大牌,名字上画了叉,像禁烟的红告示。年老的女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