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伊朗编

「燕支」这个稀奇的名字引起了中国学者们的兴趣。它不但和匈奴语「阏氏」有相互关系，如习凿齿最先提出的，而且也和燕支山有关。罗愿在《尔雅翼》里说匈奴有一座燕支山，他又从《西河旧事》里引证了一首诗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些当然都是纯粹的幻想。 注：甘肃省甘州西南的山脉（《史记》卷123，第4页）「祁连」是匈奴语，意思是「天」。我认为它与满洲语的同意以的kulun 有关……

……中国史书肯定地说在萨珊时代的波斯没有大米或小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的证明需要给予重视，因为中国人是吃米的民族，他们很关心外国人种不种米和吃不吃米……张骞是游遍伊朗领土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细心地记录下在拔汗那（大宛），以及帕提亚（安息）和条支种植大米的情况。 钟若所说在萨珊时代波斯没有大米的见解，我认为是确实的，而且我认为从阿拉伯人统治的时期起种植大米的事在波斯才更普遍起来。

因为希腊人关于此草只提到米地亚，而没提印度，何况印度种植此草不在古代，而是在近年；而且种植此草对印度的农业和经济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最初这种良马是得乌孙，后来张发现大宛的马种更优良，名叫“汗血”②，相传是“天马”的后嗣。 ②此名字无疑地与伊朗神话有关系，但是至今我尚未在伊神话中找到此字。

张骞自己也知道大宛人所讲的语言即伊朗语，因为他在报告里说起由大宛西行直抵安息的一片广阔土地，虽有各种不同方言，然而都很相似，居民可以互相达意。

汉朝的中国人除了大宛之外也在罽宾（喀什米尔）发现苜蓿。

唐朝以苜蓿充当人类食粮的事，我们从薛令之的故事里看到。薛是玄宗皇帝（公元713-755年）宫里的教师，曾作诗怨叹配给的粮食不足，其中以带着长茎的苜蓿为主要成分。这位教师爷当然不知道此草的营养价值之高。

另外一书《仇池记》谓京城之东有苜蓿园，其中有三具水力推动的杵槌。

寇宗奭于公元1116年所著的《本草衍义》说苜蓿盛产陕西，用以饲马牛，人亦有食之者，但不宜多吃。

在元朝种植苜蓿的事很受赞许，尤其为了防免饥荒①。有园圃种苜蓿以喂马②。

据李时珍（第十六世纪下叶），当时苜蓿是处处田间常见的野草，但在陕西和甘肃也有人工种植的。

圣经传说诺亚在阿刺拉（ Ararat）附近种植葡萄树，由此人们容易会把亚美尼亚揣测为最早发现葡萄的国家。

百泄波里（伊朗首都）的碑文上说每天有五十康格斯的甜酒和五干康格斯的普通酒途到宫里去。

古代作品《别录》说葡萄生长在陇西（甘肃）、五原（在鄂尔多斯以北）和敦煌（在甘肃）。

现代一部作品《蒙泉杂言》很聪明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它所得的结论是：从大宛来的那种葡萄与中国土生的葡萄确是不同。

唯一奇特之处是《别录》里提到本国产的葡萄时用的是大宛语“葡萄”，但这不是年月的错误，因为《别录》是在公元后写的，离张几百年之久；很可能外国传的那葡萄促使人们去发现野生葡萄，所以野生的也用了同样的名字。

颜师古（公元579-645年）在他所著的《刊谬正俗》（卷8，第8页，湖北农书本）里讽刺地说：把蘡薁当做葡萄就有如把华北的“枳”（ Poncirus trifoliata）和“橘”相比；他说蘡薁虽是一种葡萄，却与葡萄大不相同；又说江南的蘡薁也和华北的蘡薁有别。

《本草纲目》(卷33，第4页)把蘡薁列在另外一项,李时珍注解说这词的意义未详。在我看来,目前我们只好勉强接受这个意见。他又举出从《毛诗》和《广雅》所引的“燕薁”和“婴舌”作为“蘡薁”的别名,而“野葡萄”是俗名(还有“藤名”或“木龙”也都是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