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新世界

有一种东西叫做民主。好像人和人之间除了物理和化学性能平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也会平等似的。

如果有了不同，就必定会孤独。

约翰开始明白了。“原来永恒只在我们嘴上和眼睛里。”他喃喃地说。

“如果人不必考虑幸福的话，”他想，“哪会多么有趣！”

朋友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我们想施加而无法施加于敌人的惩罚，他们能够以一种较为温和也较为象征性的形式接受。

“用心灵来超越外表的美丑。因为心灵再生的速度超过了血液的衰老。”

“可那正是我们为安定所付出的代价。你不能不在幸福和人们所谓的高雅艺术之间进行选择。我们就用感官电影和馨香乐器代替了艺术。”

幸福从来就不伟大。”

总统笑了。“我的代价是：为幸福服务。为别人的幸福，不是为我自己的幸福服务。幸运的是

“我们并不比我们所占有的东西更能够支配自己。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自己，也无法超越自己。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上帝的财富。这样来看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吗？认为自己能够支配自己能得到幸福吗，能得到安慰吗？

这些少年得志的人也必然会跟别人一样发现，人未必是天生独立的――独立状态并不是自然状态。

宗教情绪将弥补我们的一切损失。’可是我们并没有需要弥补的损失；宗教情绪是多余的东西。既然青年时期的欲望全都可以满足，为什么还要寻求那欲望的代用品呢？既然我们能够从自古以来的种种胡闹活动获得尽情的享受，为什么还要追求那类娱乐的代用品呢？既然我们的身心都能在活动中不断获得愉悦，为什么还要休息呢？既然我们有唆麻，为什么还需要安慰呢？既然我们已经获得了社会秩序，为什么还需要追求永恒呢？”

他对哲学下的定义是：为自己出于本能所相信的东西寻找出的蹩脚的解释！仿佛那时人们的信仰是出于本能似的！一个人相信什么是由他的条件设置决定的。找出些蹩脚理由为自己因某种蹩脚理由相信的东西辩护――那就是哲学。人们相信上帝因为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相信。”

“在什么地方贬斥他？作为一个快乐、勤奋、消费着商品的公民，这个爱德蒙无懈可击。当然，如果你要采用跟我们不同的标准，你也许可以说他被贬斥了。但是我们应该坚持同一套规则，不能按玩汪汪狗患离心球的规则玩电磁高尔夫。”

“可是我却喜欢那种不方便。” “可是我们不喜欢，”总统说，“我们喜欢舒舒服服地办事。”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 “实际上你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

真正无药可救的精神病患者是那些看上去很正常的人。“他们许多人很正常是因为他们非常适应我们的生存模式，因为他们从早年就失去了发出人性吶喊的声音，他们甚至不会去挣扎，或承受苦难，或像精神病患者那样表现出症状。”他们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正常人，他们只是一个极度不正常的社会里的正常人。他们完美地适应了这个不正常的社会，这就是衡量他们的精神疾病严重程度的尺度。

但是与遭受苦难的高昂代价相比，现实的幸福看起来通常十分廉价。而且，稳定肯定远不像动乱那样热闹；心满意足也不像不幸拼命斗争那么吸引人；也不像抗拒诱惑，或是抗拒被激情和猜疑冲昏头脑那样引人入胜。幸福从来都不伟大。

在推行极权主义的东方，那里有政治审查制度，大众传媒被国家控制。在奉行民主的西方，那里有经济审查制度，大众媒体由权力精英阶层的成员控制。

我需要上帝，需要诗歌，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真善美，需要罪恶。“

不能获得自由的解放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解放会带来新的、看起来不像是奴役的奴役，那就是美丽新世界里的那种奴役。这是一种犒赏型控制（control by reward）的柔性奴役，它对人的自由形成了比暴力和恐惧更致命的威胁。

对人口与极权独裁的关系，赫胥黎的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过剩会导致极权专制，另一方面，极权有能力遏制人口过剩，也一定会这么做。 极权主义与人口增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极权统治在人口问题上是机会主义的，并没有一贯的、必然的人口政策。

相比起组织和宣传对极权的支撑作用，科学为极权提供的只是统治的便利，而不是存在的必须条件。与科学发挥类似作用的还有“经济实力”。

僵尸社会是社会中人的自由被剥夺的结果。社会僵尸化越普遍越彻底，极权统治就越成功越稳定。僵尸社会里人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思想懒惰。……社会去僵尸化需要每个人能决定他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不是像在美丽新世界里那样，由统治权力来统一规定。这是社会需要自由和政治必须保护公民自由权利的理由，也是民主与专制的根本分野。

他提出的第一个富有启发的洞见是，独裁宣传不仅给普通民众洗脑，也给“领导者”洗脑，当然，他所说的领导者主要是“底层领导者”（组织控制、思想灌输、限制外来信息）……赫胥黎提出的第二个洞见是，宣传是利用语言在人非自觉意识的状况下，对他们进行操控。

赫胥黎显然低估了美丽新世界能成功笼络、雇佣、收买、利用知识分子的手段和能力，也低估了知识分子为一己私利随时准备顺从、谄媚、投靠权力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选择。……现代社会中最容易接受宣传的其实是知识分子……

理性说理是识别和抵御宣传欺骗和脑控唯一有效的教育手段……宣传正在从四面八方渗透进社会语言里来，成为许多人思维和说话的方式。他们实际上已经像是新世界里的芸芸众生那样，在不知不觉中被操纵、被控制、被奴役。

核科学家们就像穿着现代服装的普洛克路斯忒斯[注释]，他们为人类准备好了床，如果人类不适应这张床，那就只能自认倒霉，只能把人拉长或截短……

如果没有经济保障，人们就不可能爱上被奴役。……但是人们很快会对拥有的保障熟视无睹，所以这只是表面的、外在的革命。要想让人们真正爱上被奴役，就要在人的头脑和身体里进行深刻的、个人化的革命。

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性自由就会作为一种补偿增加。独裁者很乐意鼓励这种自由（他需要更多的炮灰和可以派往殖民地的家庭）。人们在毒品、电影和广播的影响下可以获得更多做白日梦的自由，而性放纵则可以让他们欣然接受自己被奴役的命运。

确实，如果我们不选择分权制，不把应用科学作为创造自由的手段，而是把它作为目的，那么我们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产生很多不同国家的、军事化的极权政府，其存在的基础是可怕的原子弹，最终的结果是整个文明的毁灭（或者，即使战争受到了限制，也会出现顽固的军国主义）；另一个选择是出现超国家的极权统治，这可能出现在快速的科学进步、尤其是原子革命带来的社会混乱之后，这种极权统治为了满足高效和稳定的需要，最后发展成福利和专制并存的乌托邦。两个方案，你们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