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

激动人的语言不必为真；真的语言不必能激动人。 希特勒的演说可谓极富激动力了。在戈培尔的设计之下，希特勒的语言曾经几乎使所有德国人激动，甚至使德国青少年发狂。......现在呢？狂气过了！真如禅宗说说的“云散水流出，寂然天地空”。......罗素力戒狂热之气（fanaticism）,这对于当今之时而言，尤其必要。而戒狂热之气，必须多从事逻辑分析。

须知在事物层面只有有无可言，而无真假可言；只有到了语言层次，才发生真假问题。

在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里，绝无数理的必然，绝无逻辑的必然。如果在这些界域之中有这种必然，那么人类和社会一定是死的。

“二难式有办法破码？”周文璞急忙问。 “有的。”吴先生说：“反驳二难式的方法有三：第一，否认前件为后件的充分条件；第二，否认选取语句是互不相容或是共同穷尽的；第三，作一个二难式使结论与之相反，各位可以自己试试。

没有政客是诚实人 没有骗子是诚实人 “也许有人由这两句话得出“政客就是骗子'。这句话固然有人乐于接受，”老教授笑道，“但这是心理的联想，不是逻辑的推论因此，我们只好忍痛割爱。 “您是不是说，有许多话固然为大家所喜，但不合逻辑时，逻辑家只有放弃它呢？”王蕴理问。

好吧！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讨论一下。所谓大思想律，它们的说法各别是：同一律（ Law of Identity）是：A是A矛盾律（ Law of Contradiction）是：A是B与A不是B，二者不能同真第三，排中律（ Law of Excluded Middlle）是：A是B或A不是B

“你既然说一切真理是相对的'是真的，这一句话就不是相对的了。因为，如果“一切真理是相对的'这话也是相对的，那么你所说的一切真理是相对的便是一句假话。在这样一句假话中，你不能表示一切真理是相对的这一真话。为了表示一切真理是相对的这一真话，你必须说“一切真理是相对的”这话是真的。可是，当着你说一切真理是相对的'是真的时，一切真理是相对的'这话就不能是相对的。“一切真理是相对的”这话既不是相对的。

研究哲学需要学逻辑吗？”王蕴理问 研究哲学也是需要的。…照我看来，恐怕比研究科学更需要。因为，研究经验科学，有实验条件、客观事物等等条件来限制它；研究纯理论科学，有符号语言、方程式、公式来限制它；研究哲学则没有什么限制它，即使有也很少很少。甚至于可怜的自然语言这一工具也被一部分弄哲学的搅得乱七八糟，结果，徒徒增加彼此之间的困难，局外人更不用说了。所以，弄哲学常常弄得漫无边际，人言人殊，不容易得到准确的知识。如果这是一病的话，那么

一般人所喜欢的，是简单的确定（ simple certainty）。他们爱的是万灵丹。有此一丹，可治百病。他们不耐烦一砖一石地建造罗马。他们希望天国于一夜之间降临人间。这种过分喜好简单而又急切的心情，是一般人的一种通病。一般人既有此通病，自然很易被导向特殊的目标。大家喜好简单而又急切，于是口号、标语、主义、教条、理想…大量应市。然而，这些廉价的商品被证明老是没有实用价值时，跟着来的便是失望、幻灭、沮丧。

所谓位换，就是将上述四种语句之一之主位词端换到宾位去，而将宾位词端换到主位去。这样的更换，不是可以任意为之的，而必须遵守两个规则。第一，在原来语句中没有普及的词端在换位语句中也不可普及。但是，这话并未禁止我们将已普及的词端变为不普及的词端。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可以这样做。第二，不可变更原来语句之形式的性质。这也就是说，原来语句是肯定的，换位语句仍须为肯定的；原来语句是否定的，换位语句须为否定的。

质换就是改变原有语句之形式性质，而得到一个与原有语句相等的语句。详细一点说，质换就是借改换原有语句的宾位词端的性质以得到与原有语句之意义相等的反面语句。在质换时，语句的量须保持不变。这是一个要求。

在 A、E、I、O 四式之中，任一语句之真或假与其余三个语句之真或假，或真假不定的情形，传统地叫作语句的“对待”（opposition）。

例如，有人故意把人分作‘资本家’和‘无产者’两种，许许多多人信以为真，于是跟着乱打乱杀，结果造成世界的大祸。他们不稍微想一想，难道社会上人的种类就这么简单吗？如果并非如此简单，那么在采取行动时就可不致太鲁莽决裂了。……可见逻辑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

既然如此，当我们说X不是Φ的时候，我们不能断定它就是。如果警察只抓着甲、乙二个有做贼嫌疑的，还逃掉了一些，那么在审间口供时，甲说“我不是贼”，那么法官不能由之而推断一定是乙。因为，作兴乙也不是贼，而贼是在逃跑的若千人之中。这个道理，如果明白指出，似乎不值一提。可是，在我们日常言谈或运思的时候似乎并非如此明白。因为，在这些场合之中，心理、习惯、风俗、传统，甚至于权威，形成一些“结”，这些结子中的种种我们以为既不相容而又穷尽的。

如果有一个青年杀了人，依法当判处死刑。在这个时分如果有人说他有老母在堂，他平时事母至孝，若将其处死，必无人奉养，情至可悯。这一路的说词，在重孝的社会传统里，很易博得同情，而可获减免。其实，在稍有逻辑训练的人看来，事母至孝与否，和犯杀人罪应否处死，二者各在不同的层界，毫不相干。事母至孝与否，乃伦理界中的问题。犯杀人罪应否处死，乃法律范围中的问题，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某青年既然犯了杀人罪，无论他事母孝或不孝，依法当处死刑那么就处以死刑。即令他真的事母至孝，也不是减免之理由。

抱着祖宗的灵牌何能解决后人的困难？过去的事物是否等于现在的成就？已逝的光荣又怎样能替今日壮气？人常将不相干的事物当作相干的事物。

一般人所喜欢的，是简单的确定（ simple certainty）。他们爱的是万灵丹。有此一丹，可治百病。他们不耐烦一砖一石地建造罗马。他们希望天国于一夜之间降临人间。这种过分喜好简单而又急切的心情，是一般人的一种通病。一般人既有此通病，自然很易被导向特殊的目标。大家喜好简单而又急切，于是口号、标语、主义、教条、理想……大量应市。然而，这些廉价的商品被证明老是没有实用价值时，跟着来的便是失望、幻灭、沮丧。

然而，蛰居在这里的知识分子，大多还在层层密布的烟雾的笼罩之下冬眠。他们甚至厌恶雄鸡报晓，扰破幻梦。浸沉在甜蜜的幻梦里总比面对冷酷的现实世界好受些：面对冷酷的现实世界比浸沉在甜蜜的幻梦里需要更多的理智、勇气，和独立的精神。

运用这种体裁写逻辑书，作者备感吃力。当然，如果一个人吃力而多数人得以省力，那么是件很值得的事。但是，作者所希望的，是读者在比较省力的条件之下训练严格的推论力，甚至于到达森严的逻辑宫殿。所以，在不可避免用力的时候，还得读者自己用力。攻习任何科学，相当的牛角尖是一定要钻的。如其不然，我们将永远停留在浮光掠影的阶段。在钻过牛角尖以后，如果我们增益了相当的智能，那么正是我们到达了进步之起点。

“有实际作用的人，他们用字用句的目标，与科学家根本不同：科学家用语言的目标，在于表达真或假、错或对。许多有实际目标的人之运用语言，其目标只在使别人激动。

在有科学思想训练的人看来，激动人的语言不必真；真的语言如果不必能激动人。 各位在街头所见的‘科学的’什么主义之类，就是这种货色。…各位想想看，科学是实验室里辛苦的产品。在街头说相声的，哪有真货色？

我们知道，一个人是否犯罪，有而且只有依据法律和事实的证据才能定夺，不能说大家一口咬定他有罪就是有罪。然而，主持“交付人民审判”者则利用“大家一口咬定他有罪”的办法来判定被审者有罪。这是诉诸群众的论式之最恶毒的实例。凡借制造群众声威以压倒异己者都是犯了这一谬误。这一谬误不除，是非真妄即不得显露，人间也难望获致太平。

……我们看得清楚，希特勒的演说固然富于激动力，但是很少很少真理的成分。德国人是白死了！这是人类一场大悲喜剧。然而，还有比希特勒演说的激动力更持久的激动语言，这些激动的语言动辄冠以“科学的”形容词。各位在街头所见的“科学的”什么主义之类，就是这种特色。……各位想想看，科学是实验室里辛苦的产品，在街头说相声的，哪有真货色？哎！……这年头，许多人为的一些实际利害的冲突，纷纷制造一些假学术，这真是学术的大灾害！

……吴先生说完，慢慢吸着烟。看样子，他的烟质地很粗劣。他抽这种烟不过是为过瘾而已，并不感到什么兴趣。 “吴先生，您怎么不抽点好烟？”周文璞问。 “好烟？……”他脸上浮起一阵淡淡的苦笑。 ……

對於同一題材發現不同的看法或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法，因而產生了派別，這樣的派別才是真正的派別；這樣談派，才有分量。

從邏輯的觀點來看，有許多為大家所喜的話，言之無效，因而，站在邏輯的立場，只得放棄。

因此，如果因某人‘不信唯物论’，我们便一口气咬定他是“信唯心论”是不对的。也许，他连唯心论也不信，他同意实在论，或现象论，或…在我们日常言谈之间，类似这样的错误，真不知凡几！…别以为这是书生咬文嚼字的小事，这样的想法，在一实际的发展中，可能招致人类重大的不幸的例如，有人故意把人分作资本家”和无产者’两种，许许多多人信以为真，于是眼着乱打乱杀，结果造成世界的大祸。他们不稍微想一想，难道社会上人的种类就这么简单吗？如果并非如此简单，那么在采取行动时就可不致太鲁莽决裂了。…可见逻辑教育对于人生的重要。”

各位请特别注意。我之所以举例，完全是为着便于了解。其实，逻辑之成立，不靠实例。我们在研究逻辑时，最要注重的是逻辑形式。如果我们不注重逻辑形式，而只注重说明的实例，那么我们将一辈子在逻辑门外转来转去，而不得其门而入，更谈不到应用逻辑了。因此，在我们一看到所举实例的时候，立即应该想到借这实例所表征出来的逻辑形式。

“无论从哪一方面的理由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总结：如果假设被证实是真的，那么大多只是盖然的真；反之，如果假设被证实是假的，那么一定是假的。既然是这样，所以在求证的时候，我们不可不谨守前面所说的态度。在人类求了解经验世界的历程中，我们不断地假设、不断地求证，才能促使我们的经验知识进步。”

“我们通常有一种错误，以为“合理’者可以服人，“服人”者也一定合理。其实不然，“合理”者不必能服人，服人者不必是合理的。在事实上，服人的语言，常极不合理。极不合理的语言，反而能动听而极服人。反之，合理的语言，常常使人漠视；有时，使人愤怒，甚至仇视。这就构成人生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