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论

因此，如果我们是理性的，我们应该承认，只有在我们对世界的真实本性仍然无知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称赞与谴责、提醒与鼓励、促进公正与自我利益、谅解、宽恕、做出决议、发布命令、感到合情合理的自责。我们所知越多，人类的自由因此还有责任的领域就越狭窄。因为对于把握了事物为什么是其所是，不是其所是的全知的人来说，责任或内疚、正确与错误的观念必然是空洞的；这些观念纯粹是一种无知、儿童般的幻想的标志。而对这点有所知觉，正是道德与智识成熟的第一个表现。

十九世纪的两大解放性的政治运动，是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

“不管他（列宁）有多生硬与错误，在关键问题上，霍布斯而不是洛克，是正确的；人们寻求的并非幸福、自由、公正，而是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也是正确的：大多数人天生就是奴隶，被解开锁链后不具备道德与智力资源来负起对未来的责任，也无法在太多的可能性间进行选择；因此，在丢掉一副枷锁时会不可避免地带上另一幅，或自己锻造一副新枷锁。”

通过一种奇怪的悖论，那些初看起来正好持相反立场的人，也达到了同样的立场：我们不能做出褒贬，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多，而且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在一系列的任务与困难之前，观察到人类要求的巨大与人类知识与判断的渺小的历史学家，充满着谦逊之感，严厉地提醒我们不要把狭小的价值观建构为普遍有效的，不要把处于宇宙某个角落的一小部分人至多在小范围内坚持的东西，运用到所有时间所有地点的人类中去。

卡尔是一个精力充沛和令人愉快的作者，虽然受了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但基本上是一个过时的实证主义者，处于奥古斯特·孔德 、赫伯特·斯宾塞与 H.G.威尔斯的传统之中：他是圣伯夫所说的"un grand simplificateur"（一个大简化者），从不为自赫尔德 和黑格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起就一直折磨着这个学科的那些问题与困难烦心 。 他对马克思尊敬有加，却远离他的复杂洞见；他是一个走捷径的大师，是为那些巨大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最后答案的人 。

但是，如果我们理解同等终极与神圣的目的间的冲突甚至在单个的人身上，或者在不同的人或群体中，何以会导致悲剧性的和难以的避免的冲撞，我们就不应该根据某种绝对的标准来人为地使它们秩序化，从而曲解我们的道德事实；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好事都是相容的，就会试图理解各种文化、民族、阶级与单个个体的不断变化的观念，而至少不会再根据某种封闭的教条，去问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的。

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自由的领域，因为这个领域被践踏、个人将会发现他自己处于一种甚至对他的自然能力的最低限度发展也嫌窄的空间中，正是他的那些自然能力，使得他有可能追求甚至领会各种各样人们视为善良、正确或神圣的目的。随之而来的是，必须划定私人生活的领域与公共权威的领域间的界线。这条界线应该划在哪里，是一个有争议甚至是讨价还价的问题。

穆勒坚信的好像是这些：在价值判断领域内存在着能够达到的、可交流的客观真理；但是除非一个社会能够成为个人自由，特别是研究与讨论自由提供充分的空间，否则，发现这种真理的条件是不存在的。这纯粹是经验主义形式下的老式客观主义命题，附带一个特殊的要求：个人自由是获得这种终极目标的必要手段。我的观点不是这样的。我的观点是，既然有些价值可能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那么，原则上可以发现所有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模式这样一种观念，便是简历在关于世界本质的一种错误的、先验的观念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实际上敞开的门，而不是一个人自己的偏好决定着他的自由。当一个人的欲望实现并无心理或其他的阻碍时，即当他能做他愿意做的事情时，他并不见得就是自由的，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也可以通过不改变他的行动机会而改变他的欲望或性情而被给予自由。如果一个主子能使他的奴隶热爱枷锁，他并不因此便prima faci（表面上）增加他们的自由，虽然他可能使他的满意度或至少减轻他的不幸。

穆勒说，在一种被视为错误的观点中仍然可能有部分真理；因为不存在绝对真理，只存在通向真理的不同道路；压制明显错误的东西有可能同时压制它里面正确的东西，从而使人类遭受损失

这种论点，同样无法说服那些认为绝对真理可以一劳永逸地发现的人，不管这种真理的发现是通过形而上学的、神学的论证，还是通过某种直接的洞见，抑或通过某种生活方式，再要么，就像穆勒的师友们所相信的，通过科学或经验的方法

读书

我使用自由这个词的含义并不仅仅意味着挫折不存在（这可以通过消灭欲望来获得），而且包含可能的选择与活动的阻碍不存在，即通向人自己决定遵循的道路的阻碍不存在。这种自由最终并不取决于我是否出发或能走多远，而取决于多少扇门是打开的，它们是如何打开的，也取决于它们在我生命中的相对重要性，尽管从字面上说不可能以任何定量的方式来测量这种重要性。

在他们热心于创建一种单是自由就真正具有价值的社会和经济状态时，人们很容易忘记自由本身；而如果它被记得，它又容易被推到一边，从而为那些改革者和革命者所着迷的另一些价值腾出空间。

但是，社会的所有部分或几近所有部分或即将拥有权力这样一种形势，无论如何不利于那种真正无私的言辞。无私至少部分是因为满足还太遥远，因为原则只有在黑暗与空虚中才最清晰，因为这时内在的景象仍然能不受实际行动开始时必然会强加于它的混淆与蒙昧、妥协与外在世界模糊轮廓的影响。任何一个体验到权力或者即将体验到权力的人都不能够避免一定程度的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就像化学反应，是由成长在旷野中的纯粹理想与它的某种无法预测的，很少与早先的希望与恐惧相一致的实现形式间的剧烈接触引起的。

我们时代真正典型的东西便是这样一种新的社会观念。这种社会的价值，不是根据那些激发个人或群体的最终目标的欲望或道德感来进行分析的。它是建立在某种关于历史、种族、民族性等等的事实假定或形而上学教条之上的，据此，对于什么是好的、正确的、需要的、可取的、合适的等等的回答，能够被‘科学地’演绎或者直觉地感知，被这种或那种行为表达出来。

康德说，“没有人能强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幸福。”家长制是“可以想象的最大的专制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家长制不把人当做自由的人来看待，而把他们看作是我这个仁慈的改革者根据我自己而不是他们的自由意图来塑造人的材料。

人類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凡是玩弄人類、誘感人類從而違反他們的意志，而依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他們所有这一類的思想控制與制約，都是否定使「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使「人」的價値成爲終極價值的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