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寻胡适历程

（前略）章学诚所谓”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何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恐怕要算是最有哲学智慧的历史论断之一了；它不但适用于中国，也同样适用于西方。但是异同虽不能相合，却未必完全不能相通。至少我看不出，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研究过程中，科学方法和解释学的方法为什么不能同时并用。

第二，胡适早年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曾憧憬过……但是他在1941年已对于这一点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认定极权与民主的冲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急进的革命也渐进的改革；（二）控制划一的原则与个体发展的原则。暴力革命要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并组织它恢复或再生，其结果必流于极权；控制划一在经济上必然走上全面计划的道路，扼杀个人的自由发展。其结果是”阻碍人格与创造力，使偏私、压迫与奴役成为不可避免。“……

（转引1934.6.25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今日还是一个大家做八股的中国，虽然题目换了。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板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路。

……他（罗素）认为中国在获得“自由”之前必须先经过一个类似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专政”（dictatorship）阶段。“民主”（democrocy，即胡适说的“民治”）必须假定一般人民都能读能写，并且对政治事务具备一定程度的知识。但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俄国共产党所用的方法也最适合于中国。胡适对这篇讲词十分不满，……

……个人的生命无论如何长，总比不过基础巩固的制度。胡适在这一方面的关怀和努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可谓“功不唐捐”。

以”旧学邃密“而言，胡适不但比不上张、梁、王等老辈，而且也未必能驾乎同辈以致早期弟子之上。……他对西学的态度可以说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而且他所”取“的不是绣好的鸳鸯，而是绣鸳鸯的金针和手法。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对于今天许多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中的人而言，胡适倒不失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榜样。但是他有十分丰富的西学常识和明锐的判断力，更重要的是他的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

贝尔（Daniel Bell）曾描述自己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以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我相信，同样的表述方式——当然，很多种可能的组合——也可以用之于概括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不同的人而言，五四始终是也仍旧是很多不同的事物。对我而言，根本上它是一个文化矛盾的年代……每一个五四知识分子都似乎是独特的，他们之中，很多人都随时在改变自己的想法，即快速，有剧烈。……五四运动必须通过它的多重面向性和多重方向性来获得理解。

為他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即重來，若亡而實在。

「一二•九」是劉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的一大傑作。當時中共爲了解脫在陝北的困境，決定發動全國輿論以促成中日戰爭的及早爆發，學生們沸騰的愛國熱忱，自然首先成爲這一新策略的突破點。因此潛伏在清華、燕大和北大的地下黨員及其組織便在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發動了「一二•九」運動。關於這一點，當年的參與者已公開站出來，作了極其坦率的交代。 可看高文華，<1935年前後北方局的情況>，收入《中共黨史資料》（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82），頁184-188；陸璀，《晨星集》（北京：人民日報社，1995），頁7，19。

如果說1930年代中共潛伏在各大學的地下組織還是小規模的，到了1940年末期則已非吳下阿蒙。北大更是重點所在，當時的領導者是和我住在一起的一位至親，我對於他的傾向瞭如指掌，他也信任我，並不避諱，不過沒有透露他的地位和職務而已。我至今還清楚的記得，每次北大學生展開大規模遊行示威的時候，他一定在家中和我們聊天，直到1949年秋季，他才將活動詳情當故事一樣說給我聽。

今日还是一个大家做八股的中国，虽然题目换了，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板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三论信心与反省》）

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

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广阔，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

胡适个人的“精神准备”和中国思想界的“新探索”恰好发生在同一时期，这才造成了他“闭门造车”而竟能“出门合辙”的巧遇。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继实验主义之后〔吸引〕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也是基本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说，胡適的自由主义立场是在1929年与执政国民党的激烈争执中才获得明确而具体的展现。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胡適崇拜”（ The Hu Shih Cult）的现象并不是由政治权威造成的，相反的，它在很大的程度上象征了向政治权威挑战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