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当托洛茨基说“阶级决定而不是党决定”时，他是错误的。列宁和毛泽东都正确地强调过，具备一个独立于各社会势力并操纵这些势力去达到自己目标的政治组织才是最重要的。党确实必须去吸引民众当中的所有集团。

知识分子是离心离德，而农民则是牢骚满腹。知识分子的目标总是不着边际的和属乌托邦式的。而农民的目标则是具体的，他们要求再分配。这种特点使农民成为潜在的革命者，因为地主必须被剥夺，农民才能得益。……因此，通过革命或其他方式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会使农民从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变成为基本的社会保守力量。

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个方面。……在美国，政治参与的扩大远比在欧洲发生的更早且更为广泛。

另一方面，如果军队强烈地认同政府或坚决效忠政府，学生的造反活动将不会对政府的存在构成威胁。

在典型的传统社会阶段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农村支配城市，而在农村里，这时少数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贵族集团支配着大群被动的农民。

武力是一种权力之源。但是，它只有在于合法性原则挂上钩时，方能在较长的阶段内产生作用。

“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疾风暴雨，顺之者昌，违之者亡，”毛泽东报告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我们的战斗方式是组织，我们必须组织每一件事。”列宁对组织的强调反映在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的实践中，并在后来的共产党领袖的思想中得到共鸣。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毛泽东就以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而独树一帜。

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是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到了1966年，按照中国的说法，北京大学成了“盘根错节的反动堡垒”。

“尔等先寻觅到一个政治王国，就会获有一切。”

政治上的美利堅主意和語言上的美語一樣，近於在英國泯滅了而在新世界倖存下來的英吉利主義。

主權在民之說同主權在神之說一樣含混不清。人民之聲和上帝之聲一樣，也可呼之即來。所以，它是一種隱伏的、被動的和終極的權威，而非積極有活力的權威。

正如需要有現代國家來創立軍隊一樣，軍隊也創立了現代國家，二者互相影響。

政治现代化最关键的方面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内容。第一，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合理化，……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他任何责任。……第二，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第三，政治现代化意味着增加社会上所有的集团参政的程度。……因此，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及大众参政化就构成了现代政体和传统政体的分水岭。

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p31） 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到了20世纪中叶，所有传统社会都变成了过渡性社会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正是这种遍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促使暴力在全球范围内蔓延。（p32）

... ...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或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

沃尔特·李普曼说过：“我确实知道，对同居于一国或一地的人群来说，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如有可能便实行自治；如蒙天赐，便受廉明政府统辖，但无论如何，非被统治不可。”

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

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首都成为“世界最大的教育中心之一”。据估计，那儿法学院1960年的毕业生是该行业可容纳人数的18倍。……这种文化教育的普及对60年代初期的韩国动乱恐怕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动乱的主要来源就是学生。

凡是未能缜密筹划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与现代化需要不对口的国家，都普遍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技术人员缺乏，另一方面是具有高深知识的人泛滥成灾。”

疏离的大学毕业生准备发动革命，疏离的技校和中等学校毕业生筹划政变，疏离的小学辍学者从事经常性的五花八门但无关紧要的政治骚动。

官僚体制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军官团。

在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里，基本满足农村大多数人及有势力分子的愿望乃是任何一家征服稳坐江山的命根子，军政府如此，其他人和政府亦如此。一个不能争取到此种支持而仅仅依靠营房和城市的军政圈，就缺乏建立有效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上，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其速度之快，以致现存的政治制度无法融化它们。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势力。没有这种爆发，就不可能有革命。

由于在大多数出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农民是最庞大的社会势力，最激烈的革命领袖当然也就是那些动员和组织农民参加政治活动的人。

尽管如此，民主国家内没有成功的革命仍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它表明，一般来说，与权力同样小但集中的政治体系相比，民主政体更能吸收新的集团进入其政治体系。

反对共产党统治的革命迄今为止未成功过，它表明，在它们和比较传统的专制国家之间的关键差异可能正是这种吸收新的社会集团的能力。

在理论上，每一个没有被妥当纳入政治体系中去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

在城市，什么集团最具革命性？三种明显的可能性是：游民无产阶级，产业工人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

如果农村出于反对地位，那么，制度和征服都有被推翻的危险。城市的作用是一个常数：它永远是反对派的力量根源。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他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