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十论

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当同步，不能允许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前者垄断着机会，后者承担着风险，前者享受“成果”，而后者付出“代价”。

“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以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性，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

农业时代的外贸需求一般主要是奢多品需求，强大帝国的这种需求（可以货币支付的需求）往往高于衰弱国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初级工业化开始后大宗产品供给与大宗原材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与没有投资需求的传统农业国进行贸易，则它的大宗原材料需求会比大宗产品供给更易实现，从而也造成大量逆差。

由作为“共同体的财产”的依附人格，到摆脱共同体束缚的“人的独立性”，由“统治一服从关系基础上的分配”到“私人交换”，由“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强制劳动”到“作为世界市场之基础的自由劳动”，这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由封建社会向“市民社会”（马克思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词组）的变革。

先秦法家是公然鼓吹以“国富民贫”为治国之要的。商鞅认为民贫才会求“赏”，而国富才能给“赏”，两者皆备则朝廷便能以“重赏”驱民去干任何事情，因此国家“利出一孔”而人民“家不积粟”是最理想的。韩非更有“足民何可以为治”的宏论

什么伦理中心，什么泛道德主义和性善论，咱只是说说罢了，只有那少不更事的洋鬼子才会信以为真哩 本来官吏低薪就容易刺激贪污，加之地方合法财政尽被中央收走，如果不靠非法横征，连这点低薪也未必能发得出来。而加派既然反正已是乱来，自然是能多征就不会少征。低薪惩廉，横征奖贪，加上“儒法表里”之下的道德防线破裂，官吏欲廉而不贪，其可得乎？

法儒中出不了凯恩斯，道儒中出不了亚当斯密，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 主要不被“形而下”的利益关系所遮蔽，不被“形而中”的制度安排所约束，作为自由思想者的西、儒本无打不开的“文化屏障”。

法俞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不管是儒的吏化，还是吏的儒化，总之科举制度通过儒吏合一结束了儒吏在形式上的对立。 科举制是一种典型的“儒表法里”之制，表面上是吏的儒化，实质上是儒的吏化。

单就无为而论本无所谓对错。强者对弱者的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的无为就沦于苟且。权力对权利的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的无为则意味着奴役。道家恰恰是一种主要面向弱者的“贵柔”学说，这就把无为等同于苟且了。

这个时期真是我国经济史上最典型的自给自足的时代，哪有什么商品经济发展可言，它不过是“儒表”之下的法家强权哲学与道家犬儒哲学轮流做大、社会价值“一管就假，一放就恶”的表现罢了。人们以申韩之术待下，以老庄之道待上，以申韩之权求治，以庄周之滑处乱。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于是法家改革的重要内容便是把"长者政治"变为"强者政治 法家认为人间是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力竞争场 海瑞式的清官在儒家看来是吏治的典范，在法家看来却是吏治之癌 仅就从"性恶论"中产生权力制衡游戏而言，中国与近代西方不仅似乎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而且甚至可以说中国远远超过了西方 ，但从秦至情的整体看，中国吏治传统的主流是"儒表法里"，即说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讲的是性善论，行的是性恶论;说的是四维八德，玩的是"法、术、势";纸上的伦理中心主义，行为上的权力中心主义。

中国历史上有权者自己真正相信的是"法、术、势"，而要别人相信仁义道德 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与其说是"儒道互补"，不如说是尊儒表象下的"法、道 亘补"更确切。其特征是:以追求专制权力为中心，在强权之下唱高调，说假话。强权不及之处，则痞风大盛，道德失范，几成丛林状态

道家在知与行两方面都倡导“无为”。单就“无为”而论本无所谓对错。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为苟且。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

注4:《The Reach of the State》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而拜占庭帝国那全能的“大共同体”则“平等地”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它不仅抑制了“小共同体”的发展，更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

在儒家的基本价值体系中缺乏个人本位的公民权利观念，而没有这个就谈不上现代公民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谈不上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

因此，宋元以来的宗族兴盛未必与地方自治有关，更未必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相悖。毋宁说，由科举出身者（更不用说由当地官府）控制“宗族”之举本身就是“儒表法里”的一种形式，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一种表现。 但明清以来也有另一种情況，即因大共同体本位的动摇与小共同体权利的上升而导致的宗族现象。

如果在西方，从小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转向个体本位的公民社会演进，需要经历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本质上即个人权力和大共同体权力的联盟）的话，那么在中国，从大共同体本位的传统社会转向公民社会的演进，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作为中介。

中国式的王权是无法保护自由的，而中国式的小共同体能否有助于民主，则有待我们的实践。

温铁军先生把它概括为五个字：“国权不下县”，其实完整的概括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儒表法里”即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等尊崇皇权、族权、父权、神权等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性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在社会组织上，则是表面上崇尚大家族而实际效果类似“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乡企发展的最重要“优势”，与其说是最能利用市场机制，不如说是最能摆脱行政控制

佛教的sama主张也不是一种积极的或入世的“纠正”、“改造”立场，而是一种消极的“不追求”、“不理会”态度。换言之，佛教“平等”词义所指的“无差别”，并不是“反抗差别”、“矫正差别”、“消灭差别”之义，而是“不追求差别”、“不看重差别”、“不理会差别”、“不在乎差别”乃至“忍耐差别而不为所动，以保持神性的宁静与和谐”，达到宗教境界上的、即出世的心理平衡。

“抑兼并”者的国家统治严厉的束缚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经济发展，而“不抑兼并”者的自由放任则使“官品形势之家”得意肆行聚敛

中国人切己的便是身家，远大的便是天下了。小起来甚小，大起来甚大……

“儒表法里”即在表面上承认多元共同体权威（同等尊重皇权、族权、父权、绅权等等）而实际上独尊一元化的大共同体；讲的是性善论，信的是心恶论；口头的伦理中心主义实际的权力中心主义；表面上是吏的儒化而实质上是儒的吏化。

法家的“权力制衡”是皇权本位的，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而不允许他人染指；而近代西方的“权力制衡”是民权本位的，以权力制约权力是为了防止独夫们垄断公共领域。前者捍卫神授皇权，后者捍卫天赋人权。 当我们在那个“批儒扬法”的时代把儒家仁义之说与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反掉之后，我们离民主和宪政却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

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惟编户，户失则国危，才是真实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