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与禁忌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对死者的爱与恨这两组情感在居丧期间会分别以哀悼和满足两种方式发生作用。在这两组相互对立的情感之间必定会发生冲突，而且，因为其中的敌视情感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处于潜意识之中，所以这种冲突的结果是不可能消除的。可以这样说，强度较弱的情感不可能被从强度较强的情感中剔除出去并将保留下来的情感安置在意识之中——诸如一个人原谅他所爱的人对他所造成的轻微伤害一样事后了无痕迹。正如我所提及的，这个过程是由一种在精神分析学中众所周知的、特殊的、名为“投射”的心理机制来处理的。

关于“塔布”这个概念，冯特写道：“它涵盖了所有的对某些对象产生畏惧感的习惯性表达，这种畏惧感又是和崇拜观念或其相关行为相关联的。”

凡存在着禁忌的地方，就必然有潜藏的欲望。

这些原始氏族在对待乱伦问题上甚至比我们更加敏感。他们可能是因为易于受到更大的乱伦诱惑因而也需要对其予以更加全面地防范吧。

神话学的一条通则是：一个发展阶段被另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克服和驱逐之后已成为昨日黄花，但它们会以一种低级的形式与后者并存，原来的崇拜对象也因此变成了恐惧的对象。

即在历史进程中，最初的神职王位（所具有的权力）最终都会分化为精神的和世俗的这两种权力。受到其神圣职位必须承担的重任之压力，（早期的）统治者们就不再能够在现实的具体事务上发挥其支配作用，对这些事务的管理之责便落入那些职位稍低但负责实际工作之人的手中，而这些人则要放弃王位的荣誉。此后，这些人便成了世俗的统治者

当一位妻子死了丈夫或者一位女儿失去了母亲，那活着的人就会常常受制于痛苦的疑虑（我们将它命名为强迫性自责）她们会扪心自问，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某些粗心或疏忽行为而对亲人之死负有责任。然而既没有足够的回忆证明自己曾给予死者大量的关怀，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她应受到谴责，从而中止这种折磨。可以将这种状况视为一种病态的哀悼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渐渐地消逝。.........我们发现，这些强迫性自责在某种意义上被合理化了，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易否定和摆脱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

几乎在所有病例中，我们都会发现这样的情形，即凡是对某一特殊之人存在着强烈的感情依恋的地方，在这种温柔之爱的背后的潜意识中都存在着一种隐匿的敌意。这是一种典型例证，是人类情感矛盾的原型。这种矛盾性情感在每一个人的内在性情中都会或多或少的表现出来。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它并不会严重的产生出我们正在讨论的这种强迫性自责的地步。然而，如果这种矛盾性情感在人的性情中积聚太多，它就会在与其至爱之人的关系上——事实上，这也正是人们最没有想到能发现这种矛盾的地方——中明显的表现出来。

在原始民族中，人们惧怕违背塔布将会带来的惩罚，通常是一些严重的疾病或者死亡。惩罚的危险将会降临到触犯者的身上。而在强迫性神经症病例中，这一点是不同的。如果一位患者做了某些违禁只是，他所惧怕的不是惩罚会落在他的头上而是祸及其他人。这位“倒霉者”的身份通常是不确定的，但是通过分析通常不难发现他就是患者至亲至爱之人。因此，在这儿，神经症患者的行为似乎是他人取向的，而原始人的行为则似乎是自我取向的。

如果一个人成功地满足了他那被压抑的欲望，那么在共同体的其他所有成员中，这相同的欲望也必定被激发起来。为了压制住那些（被禁）诱惑，那遭人嫉妒的逾规者就必须被剥夺他从这种违禁行为中所受益的一切。而且，借着施行赎罪行为的掩饰，执行惩罚之人也会利用此机会去违反同样的禁忌，这种情况并非少见。事实上，这正是人类刑罚制度产生的基础之一；而且确切无疑的是，这种刑罚制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即被禁冲动在犯罪者和复仇者共同体中是以同样的方式体现出来的。

神经症一方面展示出与那些重要的社会制度，艺术，宗教及哲学之间显著而深远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这些神经症又似乎是对上述诸形式的歪曲表现。可以这样认为，歇斯底里症是对艺术创作的滑稽模仿；强迫性神经症是对宗教的滑稽模仿；而妄想狂症是对哲学体系的滑稽模仿。上述差异最终演变为这种事实，即神经症具有社会结构；它们想通过个人的方式来力图达到那要靠集体努力才能在社会中实现的成就。

因此，图腾崇拜的最终根源便在于原始人对于人和动物繁衍过程的无知；尤其是雄性在繁殖中的作用的无知。这种无知必定是由于受精过程与孩子出生（或母亲第一次感受到胎动）之间的漫长过程所致。这样说来，图腾崇拜就是女性心理而非男性心理的产物；其根源就在于“孕妇的病态幻觉”。“在女人的生命历程中，在她知道知道自己即将成为母亲的那个神秘时刻里，任何能够真正触动她的事物都可能轻易地认同于自己体内的孩子。这种母性幻觉是如此自然又似乎是相当普遍，故看起来应该是图腾崇拜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