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

曾文正谓宋儒宽于责小人而严于责君子。呜呼， 岂惟宋儒，盖此毒深中于社会，迄今而日加甚焉。孟 子恶求全之毁。求全云者，于善之中必求其不善者云尔，然且恶之，从未有尽没其善而虚构无何有之恶以 相诬蔑者。其有之，则自宋儒之诋荆公始也。夫中国 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无动为大之教，其于荆公之 赫然设施，相率惊骇而沮之，良不足为怪。

陈桥之变，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夺国于孤儿寡 妇手中 ，日未旰而事已毕。故其初誓诸将也，曰 ： “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 盖深惮之之词也。由此观之 ，前此之有天下者 ，其 得之皆以自力，惟宋之得之以他力。夫能以他力取诸人以予我者，则亦将能以他力夺诸我以予人。艺祖终 身所惴惴者，惟此一事；而有宋积弱之大原，皆基于 是矣。

（按）此公所持国民皆兵之主义，今世东西诸国罔不由此道以致强。而我中国自秦汉迄今二千年，前 夫公者后夫公者，无一人能见及音者。而其导国民以 尚武也，必在于学校，与今世学校之特重体育者，又 何其相吻合耶。中国之贱兵久矣，而自宋以还，其贱 弥甚，在募兵制度之下，而欲兵之不贱，是适燕而南 其辕也。夫公所谓以天下重任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而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者，今犹昔也。世无荆公，而一洒此痼在何日哉。

颜习斋先生（元）《宋史评》曰： 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务诋荆公。陆佃曰：此谤书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佑党起，又行尽改。然则《宋史》尚可信邪？

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讠思讠思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

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

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

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以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讠思讠思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

荆公所变之法，吾欲求其一焉为绝对的不良者而不可得，以其本意皆以谋国利民福也。然以荆公而行之，则其适焉者与其不适焉者盖相半而已。……荆公之干涉政治，有为立宪国所能行，而专制国极难行者，甚且有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为今世诸立宪国所犹未能行者，夫以数千年未经干涉之民，而卒焉以此加之，其群起而哗也亦宜。

苏辙：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苏轼：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文彦博：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后世论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简。夫仲淹之规模宏远，以天下为己任，诚非夷简辈所能望。然夷简亦不过一庸材贪恋大位者耳，若指为奸邪，则宋百年来之宰相，若夷简者比比皆是，宁得尽曰奸邪乎。况当时党夷简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为君子者，则又何也？要之宋之朋党，无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