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由于财富向城中聚敛，再加上农村的贫穷，遂使得农民不断涌向大都会。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生活，并构成了杭州人口的最大部分。他们的人数逐年递增，直至出现了毁灭性的结局。13世纪的中国大都市乃是经济出现病态的具体例证。人口过剩导致了商业活动不自然的过度增长，也导致了奢侈品贸易的畸形发展，而这一切都抑制了基本消费品的生产。

在9世纪或9世纪以后访问过中国的阿拉伯商人均一致夸赞中国商人的忠诚，他们中间的一位说：“中国人在金钱交易和债务方面诚实得无可挑剔。”马克·波罗也具有这样的看法：“他们无论在经商活动方面还是在制造方面都诚实可信。”没有人会背信弃义自食其言；而且货物的制造被如此的关切，乃至于国家为监督它而制定了一些固定的标准。

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产以器贮水，终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 虽已立禁赏，顽愚村乡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之隐。

那些使整个中华世界成为一张巨大的亲缘宗法网络的家族和准家族关系，使得个人和社会集团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解放。在这张宗法血亲的网络中，人们只知道被习俗、道德和法律强加的一种社会关系，即施主与受惠者的关系、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以及主仆关系。

有必要提一下男妓，这看来是宋代大都市所特有的现象。……他们“皆傅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者杖一百，赏（告发者）钱五十贯。”

在杭州城这类人口稠密区，彼此毗连的房屋本身就会提供某种支撑力；不过，考虑到建筑材料的轻便，或许就没有必要在给予额外支撑了。的确，若拿欧洲同期的房屋相比，中国的这类建筑简直就像脚手架。

大多数中国城市里，城内的建筑物一般总是相当稀落，城墙所圈起的往往是许多荒地，果园，花园甚至是耕地。在7-10世纪成为唐朝国都的长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湖中心有两座岛屿，每个岛上都矗立着富丽堂皇的大厦，其间有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房间和相互隔离的包厢......在这些殿堂中会同时举行上百个不同的招待会，有的举行宴会，有的庆祝结亲，但所有的人都会在不同的套房和包厢里找到适宜的所在，这里是如此的秩序井然，以至于一种招待会的行为方式决不会跟另一种雷同

说书的艺人亦广受欢迎。他们一半均专擅讲某一种类型的故事，如讲“小说”者专说“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事”，说“参请”者专说“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将“史书”者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无论演剧还是说书，都时而倾向于对社会进行讽刺，并且公开指责当权者的腐败行径。

遂拨赐度牒，易钱米，募民开湖

他们经常以言词和姿态来代替行动，由此看出其自夸和不协调。我们且来看周密记载的一个故事：“蹇材望，蜀人，为湖州倅。北兵之将至也，蹇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锡牌，镌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银二笏凿窍，并书其上曰：“有人获吾尸者，望为埋葬，仍见祀，题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银所以为埋瘗之费也。’”日系牌与银腰间，只伺北军临城，则自投水中，且启遍祝乡人及常所往来者。人皆怜之。丙子正月旦日，北军人城，蹇已莫知所之，人皆谓之溺死。既而北装乘骑而归，则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

国家本身还会利用此一时期的活跃经济增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它还会摇身变成商人，通过专卖制度和对私人交易课税，来获得其大部分岁收。这样，一种中国社会生活的传统形式，同时也是后来使其变得落后的主要原因，便得以永远固定下来了。那些使整个中华世界成为一张巨大的亲缘宗法网络的家族和准家族关系，使得个人和社会集团根本不可能获得任何解放。在这张宗法血亲的网络中，人们只知道被习俗、道德和法律强加的一种社会关系，即施主与受惠者的关系、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以及主仆关系。

我们首先要强调一个普遍使用的经济事实：要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东南诸省各城市的兴盛就不可能出现。城市的消费量大于其产出，而许多富有的城里人的全部财产都来自他们在杭州以北广大田产上的收益。私人田租和国家地租，日用消费品的交易税，国家在某些地区强制实行的盐业专卖制度—总而言之，凡此种种，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都使农村每况愈下。因而，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人们都涌向城市。

一个逃脱的皇侄于公元1127年在南京称帝。

攻城用具，亦可用于高层建筑灭火。

在京城内出售一家店铺的索价极其低廉。在12世纪，只需25贯钱便可盘下一间小杂货店。

洗一次澡索钱10文。

卖茶的人往来穿行，每杯索钱一文。

无论病情发展到何种地步，服药的确切时刻都是至关紧要的。这种时刻要视太阳的方位和发病的缓急而选定。如果在不当的时刻服药，其危险性甚至比疾病本身还要大。

两浙妇人，皆事服饰口腹，而耻为营生，故小人之家，不能供其费者，皆纵其私通，谓之贴夫。公然出入，不以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贴者，皆僧行者，多至有四五焉。（《鸡肋编》）

土葬的风俗在杭州并不通行，因为土地稀缺而价格昂贵。由此，远比土葬便宜的火葬便推广开来，并特别流行于中、下层人民中间。 …… 该城的火葬场位于西湖东北角的圆觉寺。 …… 由火葬场所雇的和尚将骨灰撒入池塘。

公元1132年9月29日……数百名（钱江潮）观光者溺水而亡。

（吃菜事魔）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而终不敢言角字……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则不言，遂决其狱。

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

还有一种“说诨经者”，也同样受欢迎，“他们故意歪批经典，并且通过旁征博引而把佛陀、老子、孔子均解说成女流之辈”。（参加《棠阴比事》）

作为一个系统的宇宙是如此平衡，以至于任何有关进步的理念均已被排除……无论何时，只要人性不再被传统所感染，只要它成为原始的和独立的，它就会被感到是一种分裂瓦解的力量。

13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从他们的文艺作品中可以发现，他们似乎充满了对人生的愁绪，并且被深深的绝望所折磨。时光的流逝、失意、羞辱和离愁是其诗作的常见主题；而他们又不像唐代的中国人那样，能够在行动中发现抵挡这种深沉忧愁的平衡力。

只有坏的榜样和极度贫困才会改变人们的善良天性。而如果一个人衣食无忧，又被鼓励向善，他便会遵从道德行事。

有位作者曾提到一一他为此事的千真万确而痛心一一由于在中国北方階食同类的野蛮风俗曾于12世纪初在战乱和饥僅之余传播开来，从北方南渡的人也在杭州开办了人肉餐馆。用妇女、老人、少女和儿童的肉倣成的菜肴各有专名，其制作过程与羊肉相同，故通常将人肉委婉地称作“两脚羊”

文人型历史学家们对于军事事务的这种掉以轻心，会把人引向歧途。与普遍持有的看法相反，在人类历史中，中国的军事史乃是最惊心动魄和血雨腥风的篇章之一。然而，历史学家们却往往倾向于将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事件一言以蔽之，比如用一个简单的评语 “洪祸”，这个词可能意味着一场重大的变乱，成千上万的生灵可能因此横遭凃炭，而且可怕的饥荒亦可能接踵而至。要不然，历史学家们就会使用某类轻描淡的惯用笔法，比如“某城失陷”，这几个字可能意味着难以名状的恐怖现象和不可胜计的英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