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

军事隐喻越来越融入到对疾病临床状况进行描绘的各个方面。疾病被看作时外来微生物的入侵，身体以自身的军事行动来对付这种入侵，（后略）

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极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中略）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按时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整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向对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猛兽无名方面出力甚巨。

艾滋病标志着当代对待疾病和医学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对待性行为和灾难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 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和孕育未来。 还是一根链条，一根与过去相连的传播链条。 生命——血液和性液——自身成了污染的载体。 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抬举。 为使一个事件显得确有其事，方法之一是反复谈论它。这样，反复谈论它，就是在提供任何具体建议之前，线灌输风险意识以及节制之必要性。

瘟疫总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审判。 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 加缪《鼠疫》： 是使生命被赋予了严肃性的接二连三的死亡。 倒好像是对此类灾祸不可能发生、不再可能发生的信念，实则意味着此类灾祸必定发生。

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本来被认为像健康一样是自然之一部分的疾病，成了任何“不自然”之物的同义词。 毕夏1800年: 生命是“抵抗死亡的那些功能的汇集”。 马里内蒂1920年: 任何为卖弄学问而摆弄概念的作风都是反人性的。 现代疾病隐喻使一个健全社会的理想变得明确，它被类比为身体健康，该理想经常具有反政治的色彩，但同时又是对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呼吁。

发达资本主义的市场不仅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目标，而且更以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来维持和刺激再正常。 大众传媒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想象力形式，使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 赫伯特·马尔库塞： “真实需求”（基本需求） “虚假需求”（剩余需求）

疾病——政治失序——失衡 合宜的治国术能够防范致命的混乱 预见（马基雅弗利）、理性（霍布斯）、容忍（沙夫茨伯里）

亚里士多德：隐喻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军事隐喻的滥用，可能在所难免，这个社会越来越限制着道德原则诉求的广度和可信度，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于对自我利益和赢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所谓“现实”眼光，即是说，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

一种叙事似乎比一种思想的用处要小。 尼采：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这样，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 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 医院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企业，为此就必须以合同法来调节。

艾滋病与甚至诸如癌症这样非常复杂、多形态的疾病比起来，更像是一个被定义或被建构的产物。 术语上的变化为那种把虽已感染但无症状的人归入艾滋病患者的政策提供了堂而皇之的正当性。

现代医学检查手段的胜利带来疾病观念的极度膨胀，其结果看起来也似乎是向医学必胜信念产生以前的过去时代的倒退。

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 患心脏病只是一个事件，它不给患者带来一种新身份。 “麻子”：仿佛一种疾病在某个人脸部留下的痕迹就等于这个人。

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异域”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或文明。 exotic、foreign、alien、international 欧洲人习惯于把欧洲当作一个理所当然地免于瘟疫的特别之地。 “欧洲豁免说”

瘟疫总被看作是对社会的审判。 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 加缪《鼠疫》： 使生命被赋予了严肃性的接二连三的死亡。 倒好像是对此类灾祸不可能发生、不再可能发生的信念，实则意味着此类灾祸必定发生。

艾滋病标志着当代对待疾病和医学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对待性行为和灾难的态度的一个转折点。 性行为的目标本来只是现时体验和孕育未来。 它还是一根链条，一根与过去相连的传播链条。 生命——血液和性液——自身成了污染的载体。 自利如今被当作不言而喻的医学上的谨慎，获得了额外的抬举。 为使一个事件显得确有其事，方法之一是反复谈论它。这样，反复谈论它，就是在提供任何具体建议之前，先灌输风险意识以及节制之必要性。

天启说：重新开始——这句口号很现代，也很有美国味。 大灾难现在成了一出没完没了的连续剧：不是“现在的大灾难”，而是“从现在开始的大灾难”。大灾难已经成了一个既往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 艾滋病使地球村的反乌托邦先遣队之一。

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做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做恶魔般的敌人来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

5 健康本身终于被等同于这些既带宗教色彩、又含商业气息的价值准则，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

6 极权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试图强化人们的恐怖感，一种外来占领迫在眉睫的危机感，这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既得利益——而重大疾病是可资利用的材料。流行病常常引发禁止外国人、移民入境的呼声。

8 那些特别恐怖的流行性疾病总会激起人们对宽容或容忍的抗议之声——如今，宽容已被等同于纵容、软弱、混乱和腐败：一言以蔽之，是不健康。人们发出呼吁，要求每一个人都进行“检测”，要求隔离患者以及那些有疾病嫌疑或传染疾病嫌疑的人，要求设立关卡以阻挡来自外国人的或真实或假想的污染。那些本来就被当作要塞一样掌管着的社会，例如中国（只发现很少艾滋病病例）和古巴（有大量已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对艾滋病的反应更为迅速，更为急迫。

隔离（即监禁）

对这些与罪人和穷人连在一起的疾病的反应，是一律建议人们去接受中产阶级的价值准则：循规蹈矩的生活习惯，勤劳，情绪自控（酗酒则被认为是是情绪失控的罪魁祸首）。

"A fitful strain of melancholy," Poe wrote, "will ever be found inseparable from the perfection of the beautiful." Depression is melancholy minus its charm, the animation, the fits.

Psychologizing seems to provide control over the experiences and events (like grave illnesses) over which people have in fact little or no control.

A large part of the popularity and persuasiveness of psychology comes from its being a sublimated spiritualism: a secular, ostensibly scientific way of affirming the primacy of "spirit" over matter.

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

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解决之道并非是对癌症患者隐瞒实情而是纠正有关这种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

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

一种疾病只有通过种种不同的病因才能够作出解释，这种观点正好体现了看待那些尚不清楚病因的疾病的思考方式的特征。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这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感到不正确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