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下的独白

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在他的《大变动》（The Big Change）里曾说如果时光倒流，把你放在1900年的大街上，你也许会大叫一声：“看那些裙子！”（But those skirts！）原来那时候的女人浑身都包着衣服，关防严密，三围遁形，衣领往上高，下摆朝下低，长裙袭地，走路时要不把裙子提起一点儿，它就要担任清扫街道的任务。层层叠叠的衣裳里面，是一重一重的内衣、胸衣、外胸衣、瘦裤、窄裙、衬裙，裹来裹去，无非是让人们“看不到”她的肉体。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衣裳的式样跟对肉体的观念如何慢慢蜕变。这种蜕变对洋人来说，当然比咱们中国老大得天独厚。西方人继承了古希腊对肉体美的尊重观念，这种观念最具体的表现是他们创作的艺术品，在绘画、壁画、皿画、织品、雕刻、浮雕、木雕等艺术品上，他们流露了各种对肉体的欣赏与礼赞。

在民国前九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爱自由者金一”就出版了《女界钟》。这书攻击缠足、穿耳、盘髻等旧式的肉体与衣饰的观念，但也不赞成“欧洲女子之蜂其腰而鼓其乳”。无疑，这部先知的著作多少有折中派的倾向，但写这一书的人绝没想到他所提倡的改革运动，在民国成立以后，居然慢慢展开，虽然进度异常迟缓，可是变动之大却非他始料所及。

有人说‘爱情是盲目的’（Love is blind），其实盲目的人是不配谈恋爱的，因为他们不会谈恋爱。盲目的人根本不懂爱情，他们只是迷信爱情，根本不了解爱情真正的本质。爱情不是‘永恒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叫它永恒；爱情不是‘专一的’，可是盲目的人却拼命叫它专一。结果烦恼、烦恼，乌烟瘴气的烦恼！

现在人们的大病不是不肯睁开眼睛正视爱情的本质，而只是糊里糊涂地将传统的绳子往自己脖子上套。感情这东西不是阴丹士林，它是会褪色的。岁月、胃口、心情与外界的影响随时会侵蚀一个人的海誓与山盟，很多人不肯承认这事实，不愿这种后果发生，于是他们拼命地鼓吹‘泛道德主义’。

他们要戴戒指，意思是说：‘咱们互相以金石为戒，戒向别的男女染指！’这是多么可笑的中古文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实在不能不佩服美国的电影明星。在电影明星中，我从来没听说过一方面感情有变化，他方面会死命地拉住不让他走。黛比雷诺不会毁艾迪费雪的容；罗勃韦纳也不会烧娜妲丽华的脸，他们勇于爱人，却不把自己的感情当做对方的函数，他们知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固然粗鄙可笑，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也高明不了多少。

爱情的本质在时间上不是永恒的，在空间上也不是专一的。男女男女相爱虽是一种缘分，但也绝不属于月下老人万里一线牵那种，任何人都不该以命定的理由来表示他的满意。如果一个男人只是死心塌地地热爱他在小巷中碰到的那个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儿小耳朵的小女人，因而感到心满意足，宣言‘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认定此乃天作之合，进而否定其他任何女人的可爱、否定任何女人值得他再去爱。

如果一个女孩子老是用选丈夫的标准去选择男朋友，那她可能没得到丈夫，又失掉一个男孩子的欢笑与力量。

不庄重地说，选美本是吃饱了饭没有事干的高等男士们所发现的消遣女人的艺术。因为女人绝不会想到选美，这倒不是因为恐惧什么，乃是因为镜子一照，她立刻感到“美不由外来兮”，立刻发现她自己不就是天下第一美人吗？维纳斯已在此，还有什么好选的？

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他们之中，浑噩的终将聪明；沉睡的终将苏醒；缺乏营养与气魄的终将茁壮。这些转变的酵素不待外来，他们必须靠自己！他们的转变成功之日，就是中国的前途开朗之时……

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能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游魂！

因为音乐是自自然然的，所以它最能感动人心。因为它能感动人心，所以就有老夫子们想出怪主意，要利用音乐来达成伦理的、政治的目的，于是毛病就出来了。 老夫子们想建造一个他们眼中的安定社会，但他们不知道，要想社会安定，需要有很多很多疏导的因素才行。不知道如何疏导，只会一味加以硬性规定，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的。可是老夫子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愿知道。于是，本来活泼泼的音乐，竟被老夫子们用来做冷冰冰的教育工具了。

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在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很少有人感兴 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感到谈心性之学、走权贵之门固属可 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实在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 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 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