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再不是“伦理的觉悟”而是阶级斗争的觉悟成了首要和“最后的觉悟”了。从而，一切问题、所有出路便集中在这个发动组织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焦点上。……这条界限与其说是由“学理”上争论或论证得出的结论，毋宁说更是当时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历史结果。

直到五十年代后期，一位老共产党员和我聊天时，还说，他的理想时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一时实现不了，所以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便最后再达到那个“无政府”的理想世界。

所有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

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却不自觉地遇上自己本来就有的上述集体主义的意识与无意识，遇上了这种仍然异常关怀国事民瘼的社会政治的意识和无意识传统。

抛开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即现实的生活、生存和生命，来高谈“超越的存在”、“道德的生命”，实在是有些不着边际，于心何忍？我认为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

今天你可以关心或参与政治、社会事务，也可以专攻业务，不问不闻；今天不但需要“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门人才，也需要一批脱开政治、专攻行政的“官僚”阶层。因为毕竟已不是国难当头、全民御敌，“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的时候了，而是走向一个多元发展、各得其所的现代社会。

这本书本来打算讲的一个中心主题，是中国近现代六代知识分子（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

168.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于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具体实践密不可分，粘连一起，其思想理论的发展没有取得独立的形态从阶段的区划标准也没有独立的自身尺度，基本取决于社会政治斗争的几个主要关键环节，而形成为不同的阶段。大体说来，从1918年到1927年大革命，是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早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49年，是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期。第三个阶段是1949年胜利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这是毛的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以及其片面发展的时期。从1976年以后至今是新时期。

211.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把从上到下整个社会中的传统的与革命的信念、原则、标准统统破坏了，人们在思想、心理、身体、生活各个方面受到了空前的痛苦和损伤。人们或被迫或自愿地出卖自己、践踏自己、丧失掉自己。人不再是人，是匍匐在神的威灵下的奴仆、罪人，或者则成了戴着神的面具的野兽。

309.中国近现代是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化，因之这种不满意资本主义、尖锐揭示西方现代化社会的病痛，要求以中国传统来补救的理论，在客观历史上却恰恰成了阻碍中国前进的绊脚石，它具有某种民粹主义的性质和色彩。社会斗争和政治逻辑使梁的理论成为保守派所欢迎的思想学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梁漱溟七十余年直为西化派、为马列主义者所批判所冷淡，在几代青年中并无影响的根本原因。

342.《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认为，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

西方自由主义的大量文献表明，自由、民主不是无限制的随心所欲，也并不是什么非常好的理想事物。它们本质上是对人、己权限的一种明确限定和法律规范。……民主、自由的特点正在于防止最坏的情景发生，如军事独裁、法西斯主义、无政府状况、“肃反扩大化”等等……想以道德说教解决思想问题来替代政法体制上的进步和改革，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院里。

盡管今天有人極意抬捧，但似乎不大可能在未來某日會有熊十力哲學熱的到來。它畢竟晚產了，已與時代進程脫節。他完成了譚嗣同、章太炎等人的哲學未竟之業，卻沒有也不可能發生上述諸人的重大思想影響了。它（即熊十力的哲學）那未經現代觀念洗禮的渾沌整體的哲學觀念和直觀模糊的思維方式，儘管在外貌上可以近似於某些現代西方哲學（如懷特海），但在基本性質上，是並不相同的。它那活潑的動態、感性、人本精神和直觀智慧也許仍可能給後人以詩意的啟迪，但就整體說，這晚熟的產品只能以博物館奇珍的展覽品的意義，存留在中國現代思想的歷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