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咬文嚼字》合订本

《咬文嚼字》(2002合订本)是对精华的合订。《咬文嚼字》涉及的实际上是反映作者文化素质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不限于文字本身规范和不规范。这样广义地来看待语言文字问题是符合多数人的看法的。如果学生在作文中，说他们家的公鸡下了蛋，老师不能因为这涉及知识问题，不是错别字而放过去不改。改革开放初期，胡乔木同志看了红学家吴世昌给《人民日报》的意见信作出批示，要《人民日报》改进语言文字工作，而吴世昌同志提的两条意见都是知识方面的错误。一条是报上毫无根据地说葡萄酒是中国最早酿造的；另一条是报道一位针灸军医在自己身上试针时既扎了自己的子宫韧带，又扎了自己的前列腺，问这位军医究竟是男是女。为此，《人民日报》召开了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改进编校工作，提高报纸的语言文字水平。由此可见不能把历史文化知识和百科知识修养问题排斥在语言文字修养之外，《咬文嚼字》咬定这些问题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十分有益的。　　前几年某电视剧中一位女士称别人的丈夫为“外子”，成了大笑话，而实际生活中由于不了解过去文人之间使用的称谓而又要附庸风雅使用，结果闹笑话的比比皆是。有一位比我小十几岁的学者从国外给我寄来一张照片，称我为某某“学兄”，我看了别扭极了。我和他从无同学之谊，哪来的“学”？而特别是“学兄”，我不是他的学生，又比他年长，即使是同学，也得称一声“学长”，怎么那么放肆地称“兄”呢？因为过去只有师长称学生才称“兄”，如鲁迅一直称许广平为“广平兄”；而同学之间，不论年纪大小，班级高低，一律称“学长”。这些历史文化知识方面的错误当然要避免和纠正。　　《咬文嚼宇》不仅批评了种种语言文字方面的错误，而且还提供了不少正面的知识。文章短小精悍，富有趣味性，读起来很有兴趣。可是这样一份好杂志在有些地方甚至在北京很难看到，而很多文章恰恰又是批评生活在北京的作者的。我希望《咬文嚼字》加强发行工作，开门办杂志，不要关门办杂志，把好文章送到全国各个地方去，特别是应该做好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的发行工作，例如北京。发展的地区要关注，发达的地区更要关注，因为发达地区的语文规范程度，对全国具有更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