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作者:黄仁宇

分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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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黄仁宇先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在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已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本书和黄仁宇的其他作品一样也较好地体现作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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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1200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1600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11至13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198则,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驰。

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如画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而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

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

还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狭窄的伦理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

…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太宗李世民的经营实系人身(personal)政治,而非经制型(institutional)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才将一个暂时的体系,改变而为永久体制。

文景之治 属于 开明专制的典型。 其真伪不论顶多亦不过 民享 for the people,而不是 民治 by the people,长期如此,其权利必凝固而为官僚政治。

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决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必予以道德名义。

孟子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

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的一两句话,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

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

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万亿军民,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

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

《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

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

这并不是文人能自寻解放的时代,只是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

凡是一种动作,都有阴阳的关系在内,凡是数种事物,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则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阴气不能上达,阳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美感的方式阐述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李约瑟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古代思想家不相上下。

公元628年,李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633年纵狱囚应死者三百九十人归家,命令他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

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事实上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

这时间有皇帝6人,其中宣帝在位25年,元帝在位16年,成帝也在位26年,而他们三人又是父子孙一脉相承<原文开始>汉书帝纪中摘录的文件可称“罪已诏”的,宣帝有8次,元帝有13次,成帝又有13次

东汉的13个皇帝,只有光武帝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就是在襁褓中拉来作数。

我们通常一提到魏晋南北朝,脑内可能立即浮上一个“清谈误国”的印象。

炀帝缺乏作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 (灭陈)这一战役,固然增长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也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可见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

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外,都定都于开封(汴)。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事,大都在南方,唯一例外是后周在开封成立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史称北汉。

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统治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

元朝共有11个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在位34年,兹后9个皇帝一共只经历38年,而最后一个皇帝顺帝又在位35年。

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To externalize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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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仁宇

黄仁宇

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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