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反革命

作者:哈耶克

分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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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反革命内容简介

德文版(1959年)前言收在这本书里的文章,本来是为一本篇幅更大的著作所写,若是我能够完成,它讨论的将是近代以来理性的滥用和衰落的历史。前两篇文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伦敦较为悠闲的时光中写成。我无力对抗落下的炸弹不时打断的环境,便把精力都用在了这个远离现实的题目上。这两篇文章曾发表在1941到1944年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a)上。第三篇是后来据同一时期的一次演说笔记写成,1951年6月刊发于《标尺》(Measure)。承蒙这些杂志的出版人及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亨利·瑞格纳里公司允许我基本未做改动重印这些文章,在此向他们致以谢忱。在这同一个领域的另一些并非随后立刻着手的研究,打断了我按原来的计划从事工作。那时我有一种迫切的愿望,要给自己的分析——它们是我对理性衰落的一项更大的研究中的第二部分的主要论证——做一总结。但是我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把原来的计划完成得让人满意,需要以广泛的哲学研究为前提,于是在中断的那几年里,我便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种研究上。我愿意接受美国的出版社重印这些文章的友好建议,既是因为公众对它们有兴趣,也是因为我希望出版整部著作的时间已不那么紧迫。当然,这些零散的思想训练是由其背景决定的。因此读者也许乐于让我简单介绍一下那项更大任务的目标。在写这些文章之前,我研究过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学说。这项研究的若干初步成果,当时发表在我的《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8)的第一章。目前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便是对这种个人主义的敌视态度的思想来源。这些我认为反映着滥用理性的观点的历史发展,会在将来分为四部分的研究中加以讨论。本书阐述的这一发展之早期法国阶段的第二部分,本来打算作为这四部分研究中的第一部分。第三部分本应作为讨论这场源于法国的运动在德国的继续的第二部分的开场白。然后是相似的一部分,它将讨论十九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自由主义的退却——这首先要归咎于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打算谈谈美国的类似发展。在对理性受到的日甚一日的滥用的全面考察之后,是对极权主义统治下理性衰落的讨论。这第二项重要工作的基本思想,最初以通俗的形式出现在我的《通往奴役之路》(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一书中。在重印这些摘编而成的文章时,也许我不该保留原有的顺序。这本小书有可能给后面较易于理解的领域设下不必要的障碍,有关“唯科学主义和社会研究”的一篇详细的理论导读,或许能够提供比它更出色的系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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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摘录

与社会研究有关的,不是这些自然法是否具有任何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而仅仅是人们是否相信它们并据以采取行动。如果在我们所研究的社会的现有“科学”知识中,包含着缺少某种仪式或咒语的土士壤就结不出果实的信念,那么它就像我们视为正确的任何自然规律一样,对我们十分重要。 例如,我们在经济学中看到的一切“生产的自然规律”,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规律,而是人们有关自己能够做些什么的信念。人与物的关系如此,人与人的关系更是如此。社会研究不能从自然科学的客观角度,而是只能根据人们的信念,对这种关系进行定义。

只有通过系统而耐心地寻找持有一定观点的许多人的意图,我们才能理解甚至才能学会去看社会中分散而又相互关联的个人行为在无意中产生的、常常是尚未完成的结果。 在重建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模式的努力中,我们切不可把个人行为与他的行为所针对的人与物的客观性质联系起来,我们的研究素材,必须是我们打算解释其行为的那些人眼中的人和物质世界,这样做是由于一个事实:只有人们的知识或信念,能够成为其自觉的行为之动机。

不错,除非利用感官知觉,即利用对自然事实的观察,我们对别人的心思一无所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知道自然事实。我们在一门学科中必须研究哪些事实,不取决于我们学科所研究的特定对象所具有的全部属性,而仅仅取决于我们为了这门学科而分离出的那些属性。 我们有可能关心的一切社会现象都具有自然属性,然而这不意味着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能是自然事实。

“科学教会了我们谦卑,我们根本不可能全知全能,无所不通,这就像一切伟大宗教的教诲一样:人不是神,也绝不可能变成神,在神的面前,他必须俯首称臣。”(柯恩:《理性与自然》)

结果是,在对社会现象的统计学研究中,理论社会科学所关心的结构实际上消失了。统计学可以给我们提供用来建立结构的原料,但它不能告诉我们有关这种结构本身的任何事情,在有些领域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对词语的统计不能告诉我们有关语言jie'gou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是很难否认的。但是尽管有时候会有相反助长,对于另一些有着系统相关性的整体,比如价格体系,这种观点同样正确 有关各种要素的统计信息,不可能为我们解释相关整体的性质

假如我对自己数月不加修整的花园里的一块地,观察并记录它被杂草逐渐覆盖的过程,我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在细节上的独特性不亚于人类历史的任何时间.......这一切工作的结果,就是(用各种因素分析做出)对一种特殊现象的解释,然而它并不是一门花园内的地块如何被杂草覆盖的理论科学

要想理解唯科学主义的侵扰,我们先要理解科学本身为反抗那些碍其进步的概念和观念一一就像目前正威胁着社会研究进步的唯科主义偏见一样一一所做的斗争。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想观念与习惯深受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氛围中。然而我们切莫忘记,切科学必须在这样一个世界为自己开降道路,其中的大多数观念,是我们同另一些人的关系中、在我们对其行为的解释中形成的。 这场斗得的动力使科学走过了头,造成一种相反的危险处境,即唯科学主霸道阻碍着理解社会方面的进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它不断证明“事实不同于表象‘’…… 对我们的感官已经以某种方式进行分类的“对象”重新加以分类用根据有意识地在事物类型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所做的新的分类,去代替我们的感官据以排列外部刺激物的“第二”性质,这个过程大概是自然科学方法最典型的一个方面。 ”

回到我们更为一般的结论上:科学所研究的世界,不是我们的既有的观念或感觉的世界。它致力于对我们有关外部世界的全部经验重新加以组织,它在这样做时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概念模式,而且抛弃了感觉性质,用另一种事物分类去代替它们。对于科学来说,人类实际形成的其日常生活、感知与观念中出色引导着他的那个世界图式,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有待改进的不完美的工具。科学本身对人与物的关系,对人们现有的世界观所导致的他们的行动方式,都不感兴趣。

约120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实质的抱负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研究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且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

人类历史是不计其数的人类心智相互作用的结果。如今有如此之多的人认为它必定遵循着人类心智可以发现的简单规律,以至于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其实是个多么令人惊骇的主张。这些伪历史学说的作者,不是耐心而谦逊地劳作,用直接获知的因素重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发现的复合体和独特结构,从各个因素关系的变化中探求整体中的变化,而是谎称可以走一条思想捷径,直接洞察到即刻把握到的各种整体之发生规律。这些发展理论的地位不管多么令人怀疑,它们对公众想象力所取得的控制,却远非任何真正系统的研究所能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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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哈耶克

哈耶克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原籍奥地利,后于1931年迁居英国并于1938年获得英国国籍。他一生从事教学和著述,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先后执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和西德弗莱堡大学等著名学府,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和商业盛衰周期性》(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28?)、《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1937)、《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its,Interest and Investment,1939)、《资本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1941)、《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哈里特・泰勒》(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1951)、《科学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1952)、《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1952)、《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和《法律、立法和自由》(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3-1979)等。1974年,鉴于哈耶克“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和冈纳・缪尔达尔(Cunnar Myrdal)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享有巨大的世界性声誉,然而,他的这种声誉却是随着时代倾向的变化经历了几起几落之后才得以确立的。作为30年代奥地利经济周期理论的杰出倡导者,他在关于凯恩斯《货币论》(1920)的论战中败下阵来,从此,他丧失了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但这一经历却使他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极大的成就,他作为一个“自由意志论者”名声又传播起来,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成为一名不容忽视的大思想家。不过,作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其地位却是晚至70年代之后才得以恢复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走向低潮,福利国家政策实践的结果令人反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凯恩斯主义坚定的反对者,哈耶克自然应运再起,他的经济学说也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1974年哈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以此为背景。此后,哈耶克无论是作为经济学家,还是作为政治哲学家,都一直处于一生中最辉煌的地位,而且他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对西方思想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美国,他成为正在兴起的“公民拥有充分自由权”运动的领袖;在英国,连公认最保守的撒切尔夫人也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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