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夫日记

我们应该留意撒旦在历史进程中的现身，它随着历史，抹杀了人格。

人们询问一位隐居的年轻贵族，问他为什么不享乐生活？这个问题使贵族吃了一惊，问：“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社交、竞争、朋友、娶妻、置家。”大家告诉他。“原来是这样，”贵族回答说，“假若这就是生活的话，那么，我的南浦男仆就可以代我处理了。”

我对道德主义者的最终看法是：他们总是固守在封闭的领域内。他们总是受人摆布地充当某种角色，但却以为是他们自己在扮演。道德主义者之所以不能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们不能创造世界，而是凌驾于世界之上进行判决，他们只是如此这般地从事着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证实着自己，先是补偿性地、后是出于复仇地自始至终为那些道德的说教者指出其牺牲者——指出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显然对他们进行嘲笑的人。

在人的生命力，最终会有一个瞬间降临——就在这一刻，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突然释放出自己的能量；就从这一刻起，我们可以依靠自己，而且就在这一刻诞生。每个人都体内都拥有天才的幼芽，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是生活成为自己的生活。

分析既不能补偿、也不能代替任何过程。

对我来说，最恰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

真理，是脆弱易伤的东西。假如数以千计的青年用坚定、嘹亮的声音在每条街巷里吼叫的话，那么即使是毋庸置疑的真理，也会马上变成谎言、暴力与恐怖，而且迟早会便成为谋杀效劳的借口。

显然，苏格拉底会这样说，要将激情转化成认知；并不是说你别体验发生在你身上的东西，而是说不要误解这种体验的本质。你要掌握的不是其他（原文为别人），而是知识，因为后者可能被掌握，而前者不能。就这样，用希腊式的语言来讲，激情具有自身的意义，但是仅在知识所及的范畴内。然而，这个观点需要屛弃，准确地说，需要转变，因为获取知识-也是一种激情，或许并不弱于自杀的激情。

我对道德主义者的最终看法是：他们总是固守在封闭的领域内。他们总是受人摆布地充当某种角色，但却以为是他们自己在扮演。

劳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德？是奴隶的美德。在较新的时代里，劳动到底怎样在不知不觉中质变为了意识形态、道德，甚至可以斗胆地说：上帝的恩赐？……在今天，劳动蹂躏了一切，也证明了一切（作为极端的例子，我提一下奥斯维辛和西伯利亚）：劳动，成了唯一全能有效的上帝，彻底影响了人类的道德生活，无论它以伪装的还是公开的形式出现，哪怕扮成新的摩洛克神，人类也会对它顶礼膜拜；劳动的道德将其他所有的道德（包括劳动自身的伦理道德）都一并排挤到次要的位置，总而言之，完全属于自己，完全为了自己。

尊崇外在的权势，采取永远妥协的态度，这种态度是以要求自己的族人为此付出牺牲而得以实现。甚至，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尊祟异族，蔑视本族，这里蕴涵着某种痛苦的罪恶感和永恒的少数群体的家族之爱。然而可以这么讲，实质永远是为了异族的政权，为了某种有时是钱财上的、有时是人员上的恩赐而付出牺牲。在这种映照之下，人们强烈的共同感受不外乎是：以某种形式存守财产，为了能在必要的时候，有可以牺牲的东西。

对历史的虚假认知就是这样运转，就是这样被动运转的：伪造，疾病，神经症，以及强加于人们头上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的最终结果导致了愤怒的攻击一一可能的话，这种攻击就指向他入如果没有可能，则指向自己。假若不许入们在物质、心灵和精神上超越自身处境的话，总而言之，假若人们根本毫无进取的话这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结局。

赎罪，自罪，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仅仅因此也不敢降生于人世。我这样活着，仿佛是在两个确实重要的事务之间懊恼地打发一段漠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就是我的生活。

我们所有人都服务于一位我们都憎恨的财神，这就是社会的体制。这种“生存的意志”像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在诸多的主题之间，奥斯维辛之所以对艺术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是因为艺术家们变得更加慎小心，他们就像残疾者一样，一只手扶着墙，另只手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蹒跚前行，目光町在路面上，其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