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头

莫斯科的火车站大多破旧不堪，让人绝望。人们席地而卧，身下铺着摊开的报纸。候车厅就是一个个苦难区域，酒气熏天，烟气刺鼻。但库尔斯基火车站在20世纪70年代得以重建，被改造成一座标志性建筑，远非各个苦难区域所能相比。它是一种制度的纪念碑，这种制度喜欢生硬而有形的自我庆祝。这样的庆祝遍布苏联各地，透着意识形态，带着一个个巨大的惊叹号——庆祝党和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令奈舒尔深感气愤的是此种疲弱明显地体现在统计数据的遮遮掩掩上。实际上，用于公开发表的统计年鉴、文章和其他材料全都经过权威部门的擦洗和更改，以消除所有的负面信息。[10]多数西欧国家的预期寿命持续增加，而在苏联的停滞岁月，该数据维持不变，这反倒成了苏联体制遭遇麻烦的信号。领导们怎么办？他们将预期寿命数据列为头等机密。人口学家们被要求以“理论模型”为准，不允许接触真实的人口数据。

合作社的要价远高于旧有的国营商店，从而引发部分人的不满情绪，他们早已习惯这个理所当然地给大家免费提供一切所需的家长制国家，并将私营企业统统视为无良的“投机行为”。

卢日科夫提议，化工自动化设计局的研究成果可以当作商品进行出售；他们开发出某种科学程序后，可以自找销路，并留存利润。卢日科夫的提议被呈送至化工部的最高决策机构，即管理委员会。一群高级经理围着一张马蹄形的桌子而坐，观看者是150位级别较低的普通工人。卢日科夫站上讲台，对自己的计划做了大致介绍。一位党委代表立即对他的想法展开猛烈抨击，说卢日科夫是想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原则。党委代表打开一本马克思文选朗声读道：“科学是人类的思维成果，其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卢日科夫是在跟马克思对着干！

控制科学研究所是犹太人的安全港之一。为追求事业成功，很多犹太人刻意选择了科学道路，以避免直接服务于苏联政府。研究所聚集了一群相当聪明的犹太科学家。“很令人吃惊，”于20世纪70年代以非全日制学生身份进入研究所的亚历山大·奥斯隆（Alexander Oslon）回忆说，“有这么多的能人，要么精力充沛，要么头脑灵光，要么背景特殊。研究所的知识生活尤其丰富，既有科学的，也有人文的。已经形成了氛围。苏联的这个地方聚集了一群最聪明的人。可以这么讲，这家研究所是犹太人的天下。”

古辛斯基在图拉是幸运的，当局允许他上演个别地方与苏联宣传基调不相符的剧目。而且，古辛斯基还加上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包括结尾处强烈反对独裁主义的十四行诗。 “这不是反对苏联政权，而是人的反叛，是一个艺术家对任何权力的反叛，”古辛斯基说，“也不是反苏，只是他们都疯了，所有的狗屁苏联政权，所有的共产党员——他们以为，任何超出某些规定范围的斗争都是冲着他们来的。”

古辛斯基“倔强地想在莫斯科上演下一出剧作”，明金告诉我说：“年复一年，他到处向人磕头求情，他去过苏联文化部、俄罗斯共和国文化部和莫斯科市文化局。他还去过所有的剧院。他请求他们给他一个舞台。他请求过各位总导演和剧院主任，但没人答应。每一周他都抱有新的希望，因为有人许诺会帮他忙。他等呀，等呀，等。又过了六个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他又重新开始，又有人给他新的承诺，他又开始等。结果非常糟糕，他什么事都没做成。他的能量就像原子弹，却没有地方释放。”

古拉格（gulag）是苏联政府负责管理劳改营的机构“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建立于1930年。1960年苏联内务部正式关闭古拉格系统。1973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将该词传入西方，此后专指苏联劳改营和各种形式的政治迫害。

极度通货膨胀破坏了经济稳定，让人们把手中的积蓄都花光了。这是残酷的、非同寻常的惩罚。一个科学家在苏联时期的工资是每月200卢布，眼睁睁地看着一生的积蓄缩水到只能买一片面包。但对那些大胆狡猾的生意人来说，通货膨胀的大浪给他们带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发财机会。它预示着一个轻松赚钱的狂乱时代到来了。这种诱惑对那些有关系的人来说尤为强烈

轻松赚钱时代，即20世纪90年代，是新俄罗斯黑暗面的真实写照。自由的新鲜空气令人振奋，但很多人厚颜无耻地利用了这股新鲜空气。他们利用自由回避法律，欺骗国家，诈骗百姓，逃脱法律的制裁。矿工、靠养老金为生的人、教师和护士领不到工资，因为“特许”银行（那些大亨）用他们的工资去滚雪球挣大钱了。俄罗斯的这种状况促使莫斯科出现了一个精英团体：他们的权力凌驾于国家之上，有私人军队，强迫政府不要插手他们的致富计划，威胁任何挡了他们路的人。

在轻松赚钱令人激动的那几年里，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经常被忽略：从沙皇到苏联共产党，俄罗斯从来没有按法律办事的传统。俄罗斯人过去几个世纪都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说了算的做法，从沙皇到苏联最高领袖，不习惯依照缺乏个性、超越个人意志的绝对法律办事。

1994年2月23日，莫斯科建筑委员会通过了重建大教堂的新增订方案。这个方案远远超出了莫克罗乌索夫的梦想，是全部重建整个大教堂，而不是建个模型或小教堂。 莫克罗乌索夫的群众组织被更强大的力量取代：卢日科夫亲自出马。莫克罗乌索夫和他的妻子私下觉得有些痛苦，他们这些年一直不懈地努力，沿街乞求人们签名和募捐，就这样突然被抛到一边。

卢日科夫书面回答。他补充：“我还处理了很多腐败问题。不只是每一天，而是从早到晚，有时一整晚都不睡。在我看来，相比俄罗斯的整体水平来看，莫斯科的腐败问题还是轻的。”尽管莫斯科的情况并不理想，卢日科夫辩解说，假如腐败真的那么严重，莫斯科绝对不会获得那么多投资。

1992年，该银行的管理层私下给俄罗斯国内的客户发信，敦促他们把钱转移到波塔宁的银行。这样建议是为了使客户们摆脱困境。人们至今也不清楚这些信件是如何发出的，但正是这些信件使波塔宁得到了权利“魔术之手”的帮助。波塔宁看上去把陷于困境之中的国营银行的存款和资产从债务中很有效地剥离出去。在6个月内，波塔宁得到了3亿美元的天降之财。除了向客户许诺为他们的钱提供安全港外，他似乎什么也没做。几乎一夜之间，波塔宁的银行成为俄罗斯一家主要的金融机构。相比之下，几年前成立的梅纳捷普银行也不过只有8.35亿美元资产。

沃勒警告说，尽管私有化给新大亨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们还不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巨人相提并论。“在俄罗斯，商业和政府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密，”他写道，“这种关系简直是乱伦。即使在苏联制度下产生的‘新兴’商界精英也是如此。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私营金融团体的第一笔资本都是通过他们接近党和共青团所得到的特权或与俄罗斯政府部门的政治关系（裙带）得来的。今天，他们继续依靠政府的庇护。俄罗斯的大生意仍然与有权的政治领导人关系密切。”

20世纪80年代初，持续的经济短缺强烈影响着

俄罗斯，好书成了无价宝，当局划定的禁书更是宝中之宝。尽管有的书籍因具有颠覆性而遭禁，但在这个官方承认无神论的国家，《圣经》仍旧踪影未绝。私人书架上随处可见，有的购自灰色市场，有的来自外国游客，或倒手传阅，或另换他物。一如供给不足状态下的所有物品，稀缺的《圣经》价值陡增。黑市上的《圣经》每本五十卢布，几乎相当于半个月薪水。

最不可能投票给叶利钦的人数超过50%，但是他们也是最易受广告影响的。他还告诉我：“他们极易受广告的吸引，但他们又最讨厌广告。所以工作并不简单。广告的艺术在于吸引久加诺夫100%的支持者们。当人们看到一个谈论生活困苦的人，这和共产党统治没有必要的关联，只是突然抛出一句话，‘让我们选叶利钦吧’。这就会使他们头脑很混乱。”

别列佐夫斯基也感觉豁达了很多。竞选刚刚结束，他就对俄罗斯寡头政治的权力和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在竞选过后的采访中，别列佐夫斯基告诉《金融时报》，七大寡头控制着约50%的俄罗斯经济。别列佐夫斯基夸大了他们的经济势力，但他对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的评价却非常正确。他们就寡头政治的定义达成一致——他们都是富有、强大的君王推手。 竞选之后，七大寡头会面商讨决定他们之中谁将进入政府。丘拜斯认为他们可以委派一个自己人作为切尔诺梅尔金之下的副总理。财富和权力的联姻已经完成，是时候该分割战利品了。

“达沃斯条约”巩固了别列佐夫斯基财富应该支配权力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寡头是他们这一代中的佼佼者。他说，就像他们在新制度下运用自己的能力和先见之明赚到大量的财富一样，在大选中他们同样证明了自己杰出的政治才能。政府官员最好明白这一点。别列佐夫斯基表示：“资本强大，国家才能强大。”

1997年6月的一个早上，我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吃早餐时碰见索罗斯，他对俄罗斯经济的分析吸引了我。索罗斯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预测，赚了几十亿美元。他说：“俄罗斯从过度的苏联制度转向了过度的自由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向强盗资本主义。”至于寡头？“他们的做法很原始，也很贪得无厌。”

利索夫斯基说，对丘拜斯的攻击有“详细的整套计划”，包括“从谁开始，下一个是谁等”。利索夫斯基说他拒绝参加。他警告他们说：“你们简直是在自杀，如果你们把丘拜斯杀了，你们将在几年内消亡，因为从长远意义上看，丘拜斯永远也不会让你们沉没，或把你们关进监狱——是他给了你们成为俄罗斯资本家的机会，任何取代他的位置的人都会残忍地对待你们。”

他们试图激起民愤，在卢布刚刚暴跌之后曾很见效，但在几个月之后，民愤就渐渐地消失了。公众并没有参加他们声讨犹太银行家的行列。排犹主义仍在俄罗斯社会的某个阶层保持着一股潜在的能量，而寡头们在许多地方变得声名狼藉，但是火花并没能燃起大火。可能是因为排犹主义者没得到政府支持，也可能是因为人们对于在艰难时世之中生存下来的要求远比憎恨的要求强烈得多。

这种外漏被称为资金外流，它成为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最顽固的病症。在这十年内，大约有1000亿至15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俄罗斯，这些资金本可以再投资到国内，用来修建工厂、开始新的生意，与此相反的是，俄罗斯的资金出现在国外银行账户内，购买了房地产，用在豪华的度假胜地和离岸避税港。资金流失有着诸多原因：逃避税务、股东、投资人和债权人，掩盖他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剥夺工厂的财产；或者只是粉饰政治和经济的巨大变动。

而另一个更为怪异的诡计发生在接下来的6月，在预定举行的托木斯克石油公司股东会议上。当小股东们来到科尔帕奇尼大道5号时，他们发现一个告示牌上写着会议改在莫斯科南部的小镇举行，而且将在两小时后召开。他们马上跳上汽车飞速赶往会议地点，而这个地址实际上是一个正在进行重新装修的破旧建筑。在里面，他们走上一个没有扶手的临时楼梯，看到了一个摆着7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两份会议日程的房间。建筑工人们说会议在20分钟前就结束了，他们太不走运了。

他的妻子叶连娜·巴图林娜当时告诉我说：“在我看来，从政对于尤里·米哈伊洛维奇现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政客不会总是使用正当手段。他发现自己受到了伤害。他有许多原则，而通常来讲他的对手们不会拥有其中任何一条。”

普京在封闭世界里一度风光无限，为克格勃工作了17年，几年后成为首位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幕后副手。直到被叶利钦精心挑选出来，当了政府总理，普京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露过面。当他被提名为代理总统时，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参加竞选。他从来不曾被迫与愤怒的投票者或者挑剔的新闻媒体周旋。他为了参加新闻记者发布会而苦恼。他发现竞选活动很无趣。“你得不诚恳地许下你完不成的事，”他说，“所以你要么做一个不明白自己承诺了什么的傻子，要么故意撒谎。”

随后，别列佐夫斯基意识到普京的计划，克里姆林宫希望控制俄罗斯各地具有独立意志的地区政府长官。在这场重大权力游戏中，普京宣布了一项计划，要用7位新的未经选举的政府要员管理现有的89个地区长官。7个人中的5位被提名者是前克格勃人员或者军人。普京同时寻求法律根据让他能解雇政府官员。别列佐夫斯基将此视作独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