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权力的崛起

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虽然发表较早（1949年），但它对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部著作中，波伏瓦用大量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文学及轶事材料证明：女性自由的障得不是其生理条件，而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造成的。她的最广为人知的观点就是：一个人并非生下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女人要服从丈夫，但并不一定承认他高于自己；对男权的服从不可延伸到单身女性身上受过教育的女人避免家庭奴役，也就是避免结婚；女人的生活目标不应当只是为了吸引一个男人同自己结婚，要注意改进自己的灵魂，而不是一味追求美貌；建立妇女自己的社区，过一种摆脱男人的生活男女有同等的理性能力，两性应受到同等的教育，以便其去运用其智慧。

性别构成了理论的中心论题； 性别关系中是存在问题的； 不应当把性别关系看作是与生俱来、固定不变的； 女权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任务是向不利于女性的身份地位挑战，争取改变妇女的地位。

由于家庭在世界上往往是最具文化特色又最容易保留着传统价值的一种社会组织，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各个文化中差异很大。

在选举中规定比例是强加于人，损害选举人的民主权利。正确的做法不是在选举中规定女性比例，而是要培养具有竞争实力的女干部，比如举办“怎样当县长”的进修班，精选钱的从政见习等。硬性规定比例是消极的一厢情愿的办法，会引起人的反感，产生女性受照顾的误会。

她们是男性领导集体的点缀，并无参政意识和议政能力。上级一旦不规定比例，她们就落选了。

衡量妇女参政的标准不在比例高低，女性进入领导层也不一定能成为妇女利益的代言人。那些由女性担任政治领袖或国家首脑的国家，同以男性为领袖的国家没什么显著不同

她们并不能代表女性的利益，反映女性的要求，并未在其指定的 方针政策中反映出与妇女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如在家庭福利方面，男女同工同酬、离婚、堕胎等方面。

女性是否能够通过抹煞性别的重要性获得与男人相同的社会和经济的平等权利

家庭意外的工作和事业已经成为许多妇女的人生目的和生活方式。换言之，即使没有经济上的必要，她们也会选择外出工作。因此仅仅从社会的经济得失和家庭的经济得失考虑对妇女提出回到家庭去的忠告，是不能奏效的。

妇女的就业权利受法律保护，就业还是不就业要凭她们的医院，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可以剥夺她们的这一权利。当然，虽然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但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实现这个权利；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使用这一权利。妇女既然有就业的权利，当然也有不行使这一权利的自由。

在妇女运动的早期，比较强调的是”同“，是男女平等，妇女运动的目标是争取男性已有的权利，要求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自70年代以来的妇女运动转而强调男女的差异，去争取的是妇女的解放，妇女特殊价值的实现，而不仅仅是男女平等。

生育对于男人来说是暂时的和他人的事情；而对于女人来说，它却是一件长时间的自身的事情

在男权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差异有时被夸大，有时被否认。在性别差异被夸大时，就强调女人的抚育特征和不善于理性思维等特点，使性别的等级制合法化；在性别差异被否定时，就忽略女性的特殊利益和问题，如性暴力、性骚扰和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等问题对妇女的伤害。长期以来，妇女所面临的选择或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以外，或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妇女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

西方女权主义的努力方向是试图模糊性别区分，使女孩更“男性化”，使男孩更“女性化”；而中国的传媒却希望将被弄模糊的性别差异重新加强，使女人“更像女人”，使男人“更像男人”。

叔本华称女性为“矮小、窄肩、宽臀、短腿的人群”；他把女性称作“第二性”，他说：“第二性即女性在任何方面都次于男性；若对她们表示崇敬是极端荒谬的。”“女人的存在基本上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繁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