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内容简介
作者以其“大历史”的宏观视野,涉足欧美等国的近代历史,讲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路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以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的社会转型为中心,研究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社会经济与经营方式,及其在各国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之中的演化过程。书中侧重分析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将资本主义综合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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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历史上威尼斯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他的政府既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总经理,参议院就是董事会。他的人口就是股份持有人”。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它要存在于一个国家,务必做到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保险、律师的聘用等)全盘活用。既打开如是局面,则信用之通行必受法制保障,然后所有权和雇佣才能结成一张大网,而且越编越大,终至民间的社会经济体系与国家互为表里。 这样的一种看法,包括着一个“整体”的观念,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而且成为不可改变(irreversible),乃是由于得到司法权的承认,其下层机构里各种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
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立足,毛泽东和共产党改革了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够转用到工商业
从1343年到1382年约40年的时间,佛罗伦萨进入一段称为“民主化”的时期。原因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借贷给英国国王,被爱德华三世赖债,引起经济危机,同时黑死病使城中人口减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了一些伸张的机会。
例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下领有200至250英亩之地主,还只被称为小乡绅(lesser gentry)及中产阶级。计1英亩约等于6华亩,上开数字在中国已被认为庞大,一班文人即可用“膏腴万顷,田连郡县”的名目随便指责矣。
一种经济与社会之体制,当中劳工以劳力使资本产生作用,使之成为收入之来源,而此资本并不隶属于这些劳工
韦伯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里有一卷专论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中国社会受儒家统治,只有父系的官僚组织,缺乏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结构。下层的组织既靠父系权威的氏族做主,科举制度又将一切名利交付文人,是其他的行业缺乏适当的诱导力量。道教则被中国社会看作一种魔术,它本身也逐渐减轻入世的行动。佛教在中国同样受排斥。韦伯指出佛教因为对女人情绪有特别感召的力量,以致成为宫闱之中被重视之信条,经常有宦官为其赞助人,而缺乏领导社会的力量。
在近代之前中国的商业组织以及内河商业之范围却多次突出过西方,主要原因在于在西方封建体制之下,土地不得买卖,社会上的分工合作在极小范围内根据成例施行,金钱的用处极为有限,而中国自先秦之后即无此历史经验。所以中国商业长期在西方两个极端(封建制度下的极端封闭和资本主义下的的极端展开)之间。
欧洲的封建起于日耳曼民族南侵,以其特有的部落组织与罗马帝国残余的传统合并成为一种实用的系统。唯有其组织结构简单,缺乏弹性以及可折冲之处,故无法承担变态。才在人口增加、交通发达、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被新潮流扫荡无余。中国的传统官僚制度自然有他的缺点,然而不开司法独立之门,不让商人过度抬头的条件下,应付内部之变态仍绰有余裕。急事遇到大规模的民变或异族入侵,最差的结果不过是改朝换代,一切重来,用不着经常在社会结构上做本质的更革。
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他与国家互为一体,更突显法治的重要。资本家或者其代言人务必取得立法权,于是法律上的条文才能保障所积存的资本。也要有司法的协助,才能根据立法精神将企业继续展开扩大。以上诸项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倘非如此,纵然在特殊情形下,某人“田连郡县”,某家“积资钜万”,孤立之财富无从引导群众参加,更不可能改变社会。
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个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之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是中国整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她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 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他志不在此,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
集体心理状态之不同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之不同。使社会上分工合作的程度发生差异所导致。
中国的官僚制度妨碍商业的展开。在中国分裂的时候,两大部分都需要对方的物产,于是大型商业就此出现,有如宋朝。可是一旦统一,犹如明清之大一统,其“窗户及瞭望台”只存在于边疆,旨在对付夷人,而且或开或闭。 因此中国有效率的和有组织的商场和市集,在统一的帝国主持下不复存在。
资本主义的技术性格: 一、资金广泛流通,剩余资本通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 二、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佣,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所能监视之程度。 三、技术之支持因素的通盘使用,使企业活动范围超过本身能力之所能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须依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须受到政治体系的约束,行之于国界之外则依赖于治外法权。反而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须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西元500年前后,日耳曼入侵意大利半岛,威尼斯在仓促之间创立。
威尼斯首先以鱼盐之利在波河以及亚德里亚近海立下了一个商业上的基础,以后向东发展,执地中海商业之牛耳,可以说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得以将其组织,全部适用于经济上最合理的规范上去,以资金之活用、经理雇佣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的原则,是所有权和雇佣结为一元。
这些事情(贩卖奴隶)以及威尼斯在亚得里亚海发展之经过,只显示资本主义国家之初兴起时候其积存资本不择手段,有时难以避免中国人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之说法。
佛罗伦萨是一个“政治上的实验管”,体验过“贵族主政、暴权政治、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冲突、有限制与无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专政、沙佛纳罗拉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终至于美第奇的独裁”。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和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比重。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过于注重上层建筑,很少涉及低层~领导人不乏高尚的理想,后面却没有支持的选民
现代中国人对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的很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清醒反倒瞠目茫然,拥有羡慕的对象,而看不清自己在底层结构中的位置。
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中国在11世纪后期,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经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是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或者产生少数特殊之情形,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强生产与分配效率上做实质性的改变。 中国的法律制度在已经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之前,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使用至极限。
现代之金融经济,犹如自来水与煤气,一定要严格密封,保存起一定的压力,才能在开闭出纳之间操纵自如。私人财产在法律面前暧昧不清,等于水压或气压过低,其流转必定不畅,于是国家无从现代化,进入数字管理的阶段。 宋人是在提倡唯物没有出路,才主张唯心。政府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找到一个新出路,思想界的人才主张求诸已。
现有的国家体制解散时,人类恢复到初民状态。只有强权与欺诈算数,不能产生工业,不能产生文化,没有航海海运,不能产生美术、文学、社会。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无边的恐惧、暴力和死亡的威胁中。人类的生命只剩下孤独、穷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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