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史探

高允自言＂然浩综务处多，总裁而已。至于注疏，臣（高允）多于浩＂，见《魏书•高允传》。此处＂注疏＂二字，当作＂著述＂为是。

在野蛮孕育文明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部族、一个社会群体走完了进化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高奏凯歌之时，它们在精神上还可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隐藏着由于他们残酷行为而留下的心灵痛楚，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理性的进步

子贵母死的研究给我一种认识：野蛮孕育文明；同时也给我一个疑问：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使用残酷的暴力手段，难道古今文明都需要野蛮残酷才能孕育？我思之再三，无从作出答案。

部落离散，就其实质说来，本来是部落发育的自然过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时比较集中地出现，却也是由于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离散部落一事只留下这几家外戚部落的个案资料，而许多对道武帝帝业无害的部落却得以保存下来。（P49） 《魏书・太祖纪》谓道武临死，“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P51）

从最西的北地，绵延到最东的辽东属国，中无缺环，总计十四郡，皆有乌桓、南匈奴与东汉军民错杂而居，助为扞戎，形成了一道完备的对付北匈奴和鲜卑的防御体系。（P267）

但我深信治史是无尽头的事业，因而可能成为不朽的事业，不能过多地当成史家个人的事来看待。史家个人，重在发挥特点，重在创新。坚持创新务实，不断寻找新问题、新思路、新论点，总能逐渐认识历史实际，逐渐接近真理。更重要的是，这条路上总能出现新的接力人，他们会奉献智慧，作出努力，获得新成果，使研究工作达到新的境界。这就是无尽头，因而才是不朽。（P97）

文成帝太安二年（456）二月，皇子弘（即后来的献文帝）立为皇太子，弘生母李贵人赐死，史载“太后令依故事”行之。此太后即是献文帝保母常太后。

《魏书・太祖纪》谓道武临死，“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这说明道武帝受其所倣亏心之事的折磨，精神恍惚，自遣不已。亏心之尤者，应当莫过于逼母、杀妻诸事。

强徙部落，十六国时本来就是常见的事，但并不称作离散部落。道武帝在完成帝业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意识到离散部落的深层意义，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更主动更连续更暴烈的措施，不只是迁徒，而且还要离散，使之分土定居，同于编户齐民，包括君长大人在内。这是他与十六国君主的不同之处。他掀动了这具有时代意义的浪潮。部落离散，过程是复杂的，而且有反复，但毕竟是无法逆转的事，不悖部落发展的趋势，不悖部民的利益。从贺兰部个案来探究，道武帝离散部落问题的大体内容就是这样。（P65）

拓跋部虽然没有具体的子贵母死旧法让道武帝遵循，但是矫正拓跋部旧时长期延续的母强子立局面，确实采行子贵母死这种残酷措施的直接原因。道武以前是母强子立，道武以后是子贵母死。这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有着相同的背景，前者是反映了，后者是有惩于外家和幕后势力的强大。从前者到后者，看得出是拓跋历史的一种飞跃。

由此推导出如下一个结论：拓跋珪离散部落的重要个案之一，即离散独孤部落，实际上是拓跋吞并乌桓的决定性的举动，是拓跋、乌桓两族融合的最终标志。代北地区两种类别的乌桓，事实上并为一种由独孤为代表的乌桓，最终又通过离散部落的手段并入拓跋。

宋人刘恕等在进其所校订的魏收书中评次数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所以，历代学者屡起为魏收“辩诬”而又难辨明白。在我看来，这也是北魏史风污染的一种必然的后果。今之视古如此，后之视今有何尝不是如此呢？

胡氏则是宣武生母，在对旧制挑战中生育、保全皇储，逐步排除旧制，才得以走向权力高峰。

刘琨收猗卢余众，在建兴四年（316）三月，同年十二月刘琨为石勒所逼，东投段匹磾于蓟城。立碑时间不晚于十二月。顺便提及，正是此月，晋愍帝在西京出降刘曜，史家以此作为西晋、东晋国祚转移的标志时刻。猗卢之死和刘琨的败弃并州，恰恰也是两晋转轨的历史标志，因为刘琨的并州刺史旗号，是西晋在北方实际存在的象征，刘琨弃并，意味西晋之亡。（P259）

我想补充的是，汉制、旧法两说毕竞并存于魏收书中，不会是任意造作，当是各有理由。汉制之说是外观的包装，是一种非拓跋传统的包装，显示道武帝身边汉士在某些方面与道武帝相投，很有影响。旧法之说可能承载了拓跋部的历史记忆，更值得我们留意。不过拓跋部内并未见有什么可据的或可作规范的旧法、故事，所以此说也带有包装性质，是拓跋传统形式的包装。在我看来，子贵母死是道武帝蓄意创立一种权力继承方式的尝试，不是偶然的措施，不过也还远未制度化，因此还要探寻各种解释，以求得拓跋贵族的认同，避免各种利益集团的争夺。

杀皇后与立嗣君的关系，从神元帝杀害窦后之事中就可以多少窥见一点影子。本文前节，曾推测道武帝有可能从拓跋历史传说中为子贵母死寻求比附，而拓跋历史传说中可以比附的，只有力微无母、力微杀妻二事。 诘汾、力微时发生的这种事，作为个案留在拓跋部人的记忆中，没有形成惯例。神元帝死，情况变了。此后一个多世纪，拓跋各代先人中未出现杀妻立子的正式记载或可得推断之事，而多是后权支撑君权，是拓跋外家部族支撑拓跋部。嗣君得立，一般都有赖于强有力的母后和强有力的母族，所以杀后立子的影子暂时从拓跋历史传说中消失了。

首先可以看到，长子地位特殊的观念虽已出现，但父子传承远不是普遍认同的传承秩序。 ………… 其次，嫡庶观念不明。 ………… 再次，还可以看到，残酷的君位之争主要在兄弟之间进行。

由此看来，这个阶段的历史，实际上也是两种继承秩序的激烈竞争。更为古老的兄终弟及制符合立长君以维持部落势力的原则，有它存在的理由，因而往往得到部落大人更多的支持。但是同辈兄弟以及父辈兄弟众多，选择中易生纠纷，兄终弟及制归根结柢也不利于拓跋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兄弟之数毕竟是有限的，拓跋权位还得让下一辈来传承。

由于君权不张，拓跋后妃也就自然而然地居间起着联络作用，甚至有可能成为维系拓跋部落联盟的关键人物。

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制度，都是道武帝拓跋珪从部落联盟君主向专制国家皇帝角色演变中出现的。此时十六国历史行将结束，拓跋部已经历了相当长久的发育过程，拓跋理的行事也不同于前此的拓跋诸君长。他弱时不得不靠母后卵翼，沿着旧有轨辙，引外家部族介人拓跋事务，对付拓跋诸父诸兄对君位的挑战，势强后就不愿继续屈居外家的掌控之中。他先是用离散部落方式以杜绝外家为乱，然后在择嗣时实行子贵母死之制以杜绝母后预政之虞。从巩固拓跋帝业角度来审视，这两者目的是一致的，甚至可说，后者正是前者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