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

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斗士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热情地投入纷争的，而是那些长时期犹豫的人们。因为后者爱好和平，又因为他们的决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并认识到求助于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才不高兴地拒绝强加于他们的地位，集合起来自卫。但是，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

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是人道宽厚更为重要呢还是政治性的事情更重要，是通情达理更为重要呢还是拘泥于刻板的条条框框更重要，是自己的人格更为重要呢还是趋炎附势更重要。

但凡有些人文气质的人，都易于听任事态的发展，于是事情就越来越对诉诸暴力的人有利。 在精神领域的战斗中，最优秀的斗士并非那些满腔热情却轻率开战的人们，而是那些犹豫再三的人，因为他们热爱和平，难以断下决定。直到他们穷尽所能想到的一切可能性，仍然认识到诉诸武力在所难免，他们才无奈地接受强加给他们的地位，重整旗鼓，投入抵抗。但正是那些最难决定付诸武力行动的人，一旦下定决心，就最为坚定。

然而，一个人肉体上的需求绝不亚于思想上的需求，大凡忽视它的人，必会遭到其残酷的报复。我们凡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表达着一个天然的需求，要使各自的自然能力充分运转。每时每刻，血液需要更加自由地循环，心脏需要更加有力地跳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收缩，精液要寻找它自然的终点。如果有谁不停地鼓励自己的理智去压抑这些生命的愿望，和它们的满足抗衡，迟早将面临生命本身的反抗。

大凡读过史书传记的人都知道，自从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时代以来，得胜的政治寡头们总是更加严酷。暴君的永恒悲剧就在于，他们总会害怕那些思想独立的人，哪怕这些人已被剥夺了武器，封锁了言论。对手已被打倒，一言不发，但只要他拒绝委身于暴君的佞臣走卒之列，他继续或者也就成了烦恼的源泉。

无论何时何地，一旦缺少了权力的约束，自由就会沦为放纵；但失去了自由精神的权力，无疑又会导致暴政。 大多数人其实天生不太喜欢自由。确实，人生具有懒散和怠惰之性，所以一旦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或必须承担责任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自行筹划解决之道，只希望能有理可循，或是能在某个可靠的人或部门的指引下走出困境。

不是这一种教义或那一种教义本身是错误的教义，而是用暴力去强迫一个人接受一种他不信仰的信仰，那才始终是错误和罪恶呢。人世间一切不幸都源自这种“对良知的强迫”——源自狭隘的狂热信仰强迫良知的各种企图，这些企图始终是花样一再翻新而且始终嗜血成性。

时间一久，充满情感的生活终究会战胜任何一种抽象的教义。

必须大声地清楚他说出意见——但这仍还可能吗？有许多时候，最简单的和最无分歧的真理，在它能传播出去以前须伪装一下，最人道和最神圣的思想，得象小偷一样戴上假面具和面纱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运出，因为前门有巡捕和当局的雇佣军们看守着。历史一再会重现这样荒谬的情景：煽动一个人或一个信仰去反对另一个人或另一个信仰的反而受到宽容和鼓励；而一切妥协的倾向，所有和平的理想却借口他们危及了一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团体而加以怀疑和镇压。

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跟里都是异端。

（法里尔）凭着冲动和狂热，他能够推翻旧秩序，却没能力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他是一个辱骂的高手，却缺乏组织的才干；他是一个破坏者，却不懂得建设。他能够辱骂罗马教会，能够煽动愚蠢的民众去仇视修士修女，靠着亵渎神灵的双手，他也能够破坏法律条文。而一旦大功告成，他却只是带着绝望的困惑，凝视着自己造成的废墟，因为他的心里并没有目标。

历史上我们可以一再发现一个规律的运作：一旦诉诸武力，就要将武力进行到底；一旦建立了恐怖统治，就要让恐怖登峰造极。

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一个国家或者一种制度用暴力压制信仰自由，那么对那些不愿屈服于暴力而泯灭自己良知的人而言只有三条路可走：一种可能是公开和这个国家的恐怖统治进行斗争并成为殉道的烈士……另一种可能是既捍卫了自己的内心自由又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用表面上的屈服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作为第三条出路的始终是流亡：想方设法从这样恐怖的国家带着自己的内心自由——将要受到迫害和蔑视的内心自由前往另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土地。

充满人性情怀的人总是过快地迁就姑息，而这恰恰会使那些诉诸暴力的人更容易得逞。

然而，始终是说得清楚透彻的话才会赋予一本书以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躲躲藏藏的思想观念——秘而不宣的思想观念。

但是，伸张正义的真话在使自己起到作用以前不断重复，从来说不上是多余。

杀死一个人从来不是捍卫教义，而是：杀死一个人。

他的对手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那孤芳自赏的理想家，怎么会以思想自由的名义，象对待其他的精神暴虐一样，拒绝效忠于加尔文呢！衡量这两个人可得到的物质力量，把其中一人比作一只苍蝇而另一人比作大象，并非夸张。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再者，他是一个穷学者，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在世界因盲信而疯狂的时代，人道主义者往往因没有力量而为争来斗去的狂热者所孤立。

加尔文非凡的力量表现在他从来不削减或修改他第一次所严密阐述的内容。他的书几次再版，但内容只有增添，他第一次决定性的认识从未作过任何修改。如同马克思或叔本华，年方二十五岁的他，在获得任何经验前，就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细心的考虑并得出了结论。他有生之年，就命定要为他的哲学从理想世界移植到现实世界作说明。他从来不在他著作中改动一个重要的词；从来不步人后尘；从来不与敌手作任何妥协。与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协，对他或他的敌人都是徒劳的。你要么拒绝接受他，要么无保留地向他屈服。

然而，塞维特斯知道，任何让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以顽固对顽固，以狂热对狂热。他宁愿为了自己的信念在无可言喻的折磨中死去，也不愿为一个较仁慈的死而支持约翰•加尔文大师的教条：他宁愿受半小时的极大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在加尔文的身上永远贴上彻底野蛮主义耻辱的标签。塞维特斯率直地拒绝照办，集结起力量去忍受他可怕的命运。

无论是谁，全部放弃了个人享乐（既是是自愿放弃的），也必然会被把放弃作为法律强加于人，而且将试图使用武力，把对他是自然的，但对别人却是不自然的事物强加于人。以罗伯斯庇尔为例，我们可以看到禁欲主义者往往是那种最危险的暴君。一个人如不全面地愉快地分享他伙伴的生活乐趣，就必将对他们毫无宽容。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法官，便以无情的逻辑，证明了绝大多数的人，都害怕自由的赠与；事实上，人们太嫌怠懒，面对着晦涩难解的谜团和生命强加的责任，多半便渴望着由明确而普遍有效的秩序造就的机械世界，好免除他们的思考之劳。

有一些时代，真理纵然至为简明，至为透彻，却需要乔装打扮一番，方能抛头露面；那时最为人道神圣的思想，不能不像窃贼一般戴了面具，蒙了面纱，从后门走私出去，因前门有当局的捕快和雇佣兵士在把手。在历史上，这种荒唐的景象一再重演：煽惑人与人为敌，挑动信仰与倾向，一切平和的观念，却被视为可疑的另类，必欲借口危及到什么宗教或社会团体，而横遭镇压。

“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一个被群众偶像化了的人，首先得是一个受难者。受到可恶制度的迫害，就能为人民的领袖造成心理上的先决条件，随之而来的是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

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

不论支配思想是什么，一旦借助于恐怖统治作为工具，对不同的信仰强求一律，他所实行的就不复是理想主义而是野蛮行为了。即使是最纯洁的真理，当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时，就构成对圣灵的犯罪了。

少数人的积极行动，通过显示他们罕见的勇气，通过他们随时随地准备使用的恐怖手段，就足以吓倒大多数人，只要这所谓的大多数人——不管他们人数有多大——是一盘散沙。

这也正是所有的理论家们犯下的最最糟糕的过错：这些理论家们本人的神经脆弱的不敢目睹死刑的执行，更不用说亲自动手，但是他们却会立刻签署判处上千人死刑的命令，一旦他们内心感到这样的死刑判决符合他们自己的“理念”的话。

乍一看，加尔文的“教会纪律”所干预的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似乎显得有点可笑。但愿人们不要低估这种伎俩的诡诈。加尔文是蓄意把由各种禁令组成的法网编织得密密麻麻，不留任何缝隙，以致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漏网和侥幸的可能：加尔文身藏玄机，恰恰是在那些琐碎的小事上制定出层出不穷的禁令，从而使每一个人感到自己从早到晚都在不断的犯错误，同时，畏惧这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当权者的恐怖心理也就挥之不去。因为在一个人每天行走的道路上，左右两边的陷阱越多，他也就越难昂首挺胸、自由地迈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