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这里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和客观。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ー目了然。

以上对琦善卖国的心理活动的探究，是从求官图荣、贪财谋利的角度，即人类自身缺陷的角度去分析的。然而，古往今来的卖国者，对自己的行为还有一种堂皇的解释，即为了遵循某一种主义，实现某一种理想。

然而，我们若放开那些对琦善的具体指责，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不难看出，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 我以为，在处理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关系上，琦善只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并无精明可言。写上如此一大堆为琦善辧诬的话，目的并不是辧诬本身，只是为能突出地思考这些问题： 为何把琦善说成卖国贼？ 这种说法是如何形成的？ 这种说法的存在有何利弊？

在皇权至上的社会中，天子被说成至生至明，不容许也不“应该”犯任何错误。尽管皇帝握有近乎无限的权力，因而对一切事件均应该负有程度不一的责任；但是，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批判，最多只能到大臣一级。由此产生了中国传统史学、哲学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

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允许挑起衅端，道光帝的这道谕令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任何人也无法执行。 除在失败中的人们，找不到胜利的迹象，最容易产生某种希望。林则徐就是这种希望。而且，局势越危急，战争越失利，这种希望之火就越放光芒。 由此，一个神话诞生了。 一个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占据了当时许多人的心，并流传至今。

那些没有办法找到中国失败真正原因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从而就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在这里，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所承担的责任，从而像保全皇帝的名誉那样，保全了中国的性名礼教、文物制度的地位。

在总体方面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在具体的叙述上又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可能获得胜利。 在总体方面承认清王朝昧于无力挽回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在具体的叙说上又认定，林则徐等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只要他们的主张得以实施，中国就有救

我们把视野放大，从今天的角度去探讨150多年前这次战争的意义。 我们要从这场战争看到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错误。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 一个民族对于自己历史的自我批使他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琦善为官办事，好用诡道怪行，但也多验明效。他为人傲慢气盛，但官场结交甚广。他勇于任事，好大喜功，任职中的失败几乎与成绩一般多。道光帝也特别看重他敢于闯创、敢于负责的品格。

道光帝决计开战，武力收复舟山。 伊里布这时再也不能固守其计了，只得在奏折上大谈用兵之道，可暗中多有小动作······ ······ 如此看来，伊里布的这些计谋就已不再是针对英国人的，而是针对道光帝的了。

在鸦片战争中，“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

于此我们又可以看到当时中英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当尊严的“天朝”屡屡拒绝与“蛮夷”平等相交之时，桀骜不驯的外国商人也确实像“蛮夷”那样，无视“天朝”的法令。在这些人的眼中，“天朝”的威严只不过是挂在空中飘荡到底幌子，一切法令规则的关节在于陋规和贿赂的数额，行商也罢，官员也罢，反过来倒成了barbarian（蛮夷）。远在京师的道光帝决不会想到，堂堂“天朝”对外体制，在这些贪婪的行商、枉法的官吏的操作下，竟会变得如此荒唐和卑下，俨俨“天朝”的“防夷章程”，竟会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铺子。

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

战后，新兴起的地方军政集团——湘、淮系首领做了一些“师夷”的工夫，导致后来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可是，一查来历，其原动力不是来自战败的刺激，其最初目标也非为“制夷”，而是为了对付那些造反的“长毛”。

一、主张驰禁，成为清王朝内部驰禁派的首领，破坏禁烟。 二、英舰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乘机打击禁烟领袖林则徐，主张投降。 三、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虎门危机时又拒不派援，致使战事失败，关天培战死。 四、私自割让香港给英国。

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其中国防军的色彩最淡，警察的色彩最浓。

本篇绪论即将结束之时，我还要说明，历史学家生来俱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不应当演化为历史研究中对本民族的袒护。抱着这一观念，我在对清王朝的批判上，无论是妥协的主张，还是抵抗的主张，都是不留情面的。 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现代化。 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强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强大，仍只是妄动，妄动能产生一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国家和民族蒙难，但却不能战胜近代化的敌人

当我抄完吕贤基、刘韵珂的两份奏折后，坐在档案馆宽敞的阅览室里，怔怔地望着这两份文件。我揣度着鄂云和那些不知姓名的雇佣的inside，思索着吏治与国运的关系，种种联想不可遏制，连绵而至。天黑了，灯亮了，人们纷纷离去。我才发现已经坐了很久，很久，也想了许多，许多......

不可否认，我曾被这个故事所感动。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以劣势的兵力兵器坚持抵抗达六昼夜之久，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业绩。然而深入的研究使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