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病 天知否

周扬大声说道：“丁玲说什么肩上担负世界的痛苦，担负那么多痛苦干什么？这正是没落阶级的思想，让他们担负着痛苦进坟墓去吧。你有痛苦你痛苦好了，不要抱紧我们。我们迎接新的时代，迎接新的社会，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痛苦呢？”（摘自中国作协会议记录原稿）

我不能不承认，另外有一个埋在我心底里的声音，偶然当我想到什么，或说到什么的时候，它会忽然跳出来，悄悄地向我说：“你不配这样想，你不配这样说，你是一个坏人，你不只做过坏事，而且品质很坏。”我不得不沉默了。

曾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宋汎，1981年调任市作协秘书长。上任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交代说，浩然是审查对象，但不是批判对象。赵鼎新说：“浩然‘文革走红是客观事实，写了很多按当时思想倾向创作的作品，应该很好总结经验。没有发现他跟四人帮在政治上有直接关系，审查完了就完了，不能整得过分。”

2004年初我陪她重回北大，重新站在当年大饭厅发表演说的地方，我以为她会有一番怀旧的激情。可是那天恰好北大各系进行招收研究生的活动，横幅四处展开，年轻学子们在来回穿梭询问。林希X也一头扎进人堆，不厌其烦地跟各系老师打听，整整历时一个多小时。钻出来时脑门上已有不少汗珠，她急切地说：“我在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机会，让他回来试试。”对儿子的牵挂和弥补成了她 时之重。

汪曾祺颇为自负地说过：“喜欢我的人可能有趣，我喜欢的人肯定有趣。”

俞平伯的自宅老君堂很快门可罗雀，同单位老友王伯祥悄悄地上门看望。王伯祥的儿子王湜华告诉笔者：“批得厉害时，俞老情绪低落，压抑得厉害。父亲冒着风险看他，并邀他一起逛什刹海，在烤肉季小饮。父亲没说几句安慰话，却让俞老感动，拿出家传的好笺纸，写下‘交游寥落似晨星’这样颓废情调的诗句。”

60年代初，龙潜来当馆长。他在中山大学批陈寅恪，遭到上面批评。原因是毛主席到苏联去，斯大林问到陈寅恪的情况。主席回来后打听，总理批评了龙潜，龙潜被调离中大。他这回接受教训，就不太搞整人这些事。所以他尽管跟沈先生有距离，但对他还算不错。龙潜变得随便，爱开玩笑，喜欢给人写字。有一次还给沈先生和我们出谜语，谜底竟是“想断狗肠”四个字。相比其他领导，龙潜还算好接触。可听说他在南方整人厉害，被总理批评过。 （同事李之檀1998年5月5日口述）

定了职称，就可以到好医院看病，看电影能坐在前排，进出城有车。倘若在其他单位不一定敢给俞先生这样的人评为一级。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活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话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1949年12月12日老舍从美国返回北京。新政权文艺方面的重要位置早已分配完毕，只能给老舍一个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的名义。

看到有人被正式立案批判，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又躲过一劫。然后，心情轻松地参加批斗别人的会议，发言比上级定下的调子更为严厉，更为尖锐，力争显出自己的战斗倾向。这是政治运动的惯例，谁也无法拜托这种“游戏规则”和“游戏心情”。

1964年现代戏很火，请示王昆仑后，就说曲社停止活动，散了吧。散伙那天，康生原定要来，临时有去天津，派人送信来。俞先生念了康生的信，大意是：昆曲既然不行，结束就结束吧。说得很婉转，伤感。

总政话剧团的蓝马1963年看《茶馆》，一边说好，一边说你们胆真大，什么时候还敢演这个？ 1958年大家一块疯狂，以为共产主义马上就要来到了。在这种时候把《茶馆》排出来是一个邪门的事。就是它不朽了，其他的都是纸糊的灯，留不下来。

那天郭沫若、老舍等与人艺的领导、演员们一起坐船逛颐和园，演员狄辛下水了，曹禺也下去了。欧阳山尊在一旁劝老舍也下水，老舍说：“我扎猛子下去，半天都上不来，上来后又白又胖。”

我多年来都有矛盾，有时就不想写诗了，有时连文学都不想搞了。但是，这都不过是想想、说说而已；至今不能忘怀的原因，实在因为它们是一种战斗武器，为革命难免要“发言”，所以，诗之类其实都是“发言集”。

老舍那双充满热情、不停地歌颂政治的手终被无情的政治戛然毁掉。

史家与作家，又有“英雄所见”“大略不同”。史家以为史无“如果”，不能“想象”。也有竟把“虚构”与“戏说”一同挨“嗤”。 有作家说：史书除人名是真，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人名是假，别的都是真的。

......（他们）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 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共产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我怎么活呢？

鸟笼也有一定讲究，满清统治者把明代的文化——衣、食、住、行各方面提高到很高的水平，文化高，而又野蛮，没有法治精神。那社会，有许多人混得很好，放债，打群架，混得有趣味。因有文化，有少数人想活着，不想混。 …… （摘自北京人艺1957年排练记录手稿）

在政治表达不畅的渠道下，在不满积压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很自然渴望政治运动，向往那种摧枯拉朽的神奇力量。在某种意义说，“文革”的发生，是以一定的民心做基础的，是一种一触即发的系统工程。

作协党组在1959年9月17日给中宣部的汇报中，将丁玲列为对被划右派基本不服或完全不服”的第三类中的最后一名，理由是：“在黑龙江合江农垦局汤原农场养鸡场劳动，最初尚尽力参加劳动。后来由于她有拉拢人的企图，许多同志不理她，她就情绪消沉，质问农场书记，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是否变了？说明她的老毛病还没有变。

文革”前后那几年间，熟悉丁玲的人们发现，老太太在北大荒改造之后，变得表情单一，说话谨慎，动作迟缓，变得人云亦云，很难再有自己思索过的声音，原本驰骋文坛的那种感觉、那种泼辣粗犷的工作作风、那种爽快率真的为人风格已经难于见到了。

在等待的时间里，郭小川对冤屈、恐怖和无望体会尤深。他颇有感触地对友人说：“政治斗争真可怕！”他屡屡地表示，从“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出至死不忘的教训，就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绝对正确。

有作家说：史书除人名是真，别的都是假的；小说除人名是假，别的都是真的。

知识分子有个天职是说话，不论用嘴还是用笔，若一声不响，是失职；若做假，是渎职，严重了还是公害。但知识分子深知说真话的难处，那不是好玩的，搭上自家性命都不稀罕，因此又有商量；真话不能说的时候，也不说假话。沉默未必真金，可有含金量。

郭小川感觉到了政治空气中的凝重，7月初写下了两首反右派的诗歌，其中一首名为《射出我的第一枪》：“人民啊！我的母亲/我要向你请罪，/我的阶级的眼時被迷住啦/……在奸人发出第一声行接的时候，/我没有举起利剑般的笔，/剖开那肥厚的肚皮，/掏出毒臭的心脏。”诗人解释说，自己想通过这两首诗来进行自我批评和表示坚决斗争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