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

裕仁在日本投降之后又活了很长时间，但对他在战争期间的行为从来没有进行彻底的道德清算。作为日本投降的交换条件，美国政府给予日本天皇免受审讯的特权，因此他不仅没有作为被告出庭，甚至也没有作为证人受到传唤。由于投降条款免除了所有皇室成员的责任，裕仁的叔父朝香宫鸠彦（其部下伪造了“杀掉所有俘虏”的命令）也逃脱了审判，根本无须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现。

甚至“侵略”一词也被视作忌语，审查者写道：“侵略是一个包含消极伦理内涵的词汇。”文部省对家永三郎谴责日军战时行为的做法十分恼火，他们被家永的这段话所激怒：“这场战争被荣称为‘圣战’，日本的失败和他们在战场上的野蛮行径完全被掩盖。因此，大多数日本民众无法了解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除了满腔热情地参与这场鲁莽的战争之外，别无选择。”文部省删除了这段文字，因为“日军的野蛮行径”和“这场鲁莽的战争”之类的表述是“单方面地批评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处境和行动”。

另一名批评者是田中正明，他自称是松井石根的门徒。1984年，他出版了一本反驳本多胜一的书——《“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书中引用了松井石根的战时日记中的资料。他指责本多胜一散布“敌方的宣传”，并争辩说，与欧洲或中国不同，“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中，找不到任何有预谋、有系统的屠杀案例”。他在书中写到，这是因为日本人与西方人和中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历史修正主义者们加入田中的阵营，共同批判洞富雄和本多胜一。

东史郎心中五味杂陈，他为中国士兵感到难过，这些人又饥又渴，饱受惊吓，不断地要水喝，并再三要求日本人保证不会杀掉他们。与此同时，他又对这些人的懦弱感到厌恶。当想到自己在先前的战斗中曾偷偷害怕过中国人时，东史郎突然感到很羞愧。他有一种自然的冲动，不由自主地贬抑这些囚犯作为人的属性，将他们比作昆虫和动物。

当天早晨，日军宣布他们要把这些中国战俘转移到长江中心一个叫八卦洲的小岛上。他们对这些战俘解释说，他们的这次行动需格外谨慎，于是将俘虏的双手反绑到背后——仅这一项工作就花费了整整一上午和大半个下午的时间。

日军挨家挨户地要求市民打开大门欢迎胜利之师。然而店主刚一顺从，日军立即向他们开火。日军用这种方式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市民，然后有计划地洗劫了他们的商店，并将那些对自己没用的东西付之一炬。

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小山。50～100人在那里干苦力，将尸体拖下来抛入长江。尸体还滴着血，甚至有人还活着，四肢抽搐，并发出微弱的呻吟。苦力们一声不吭地忙碌着，仿佛在演一出哑剧。黑暗中，人们几乎看不到长江对岸。但在幽暗的月光下，码头上竟然有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泥迹。天啊！那里全是血！ 过了一会儿，苦力们已经将所有尸体都投入长江，于是日本士兵让他们沿江站成一排。然后我听到了机关枪“砰砰砰”的响声。苦力们向后倒去，跌入长江，被汹涌的怒涛吞没。哑剧到此结束。 据现场的一位日本军官估计，这次大约有2万人被杀。

仍然健在的日本老兵称，日军曾正式宣布强暴敌国妇女为非法行为。然而，强奸在日本的军事文化和迷信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没有人认真执行这项规定。许多人相信强奸处女能够让他们在战斗中表现更神勇，有些士兵甚至随身佩戴着用受害者的阴毛制成的护身符，他们相信这些护身符具有使他们免于受伤的魔力。

“强奸后只要一放开她们，有些妇女就会拔腿而逃。于是我们就‘砰’的一枪从背后射击，将她们解决掉。”[插图]仍然健在的老兵回忆说，许多日本士兵对此没有丝毫负罪感。“或许在强奸时，我们把她看作一个女人。”东史郎写道，“当杀掉她时，我们只是把她当作猪一般的动物而已。”

“现在我了解到，我们已经不自知地给这座城市带来最深刻的痛苦与创伤。每当想到我的许多中国友人逃离南京时的悲愤和感伤之情，以及两国关系的未来，我不禁感到灰心丧气。我觉得自己很孤独，而且永远都不可能对这次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那天上午，松井甚至在对媒体发表的声明中流露出一种遗憾的情绪：“我本人对民众所遭受的苦难深感遗憾，但如果中国不改变政策，皇军仍然必须继续留驻。现在是冬天，这个季节给了中国领导人反思的时间。我本人对100万无辜民众不胜同情。”

可是你能想象吗？这件事之后，那些实施暴行的士兵竟然嘲笑我。

但1991年，吉见义明从日本防卫厅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题为“关于为军队妓院招募妇女”的文件。这份文件盖有日本最高统帅部领导人的私人印章，并命令立即修建“性慰安设施”，以阻止军队在中国占领区内强暴妇女。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极少数妇女勇敢地打破沉默，并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所遭受的苦难进行经济赔偿。

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在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文化时说：“直到今天，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所谓礼貌的回答是指给出一个令提问者感到满意的答案。彬彬有礼竟然是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是不是有点儿令人吃惊呢？”

回顾数千年的人类历史，在战争期间实施残忍的暴行显然并非某个民族或某种文化独有的现象。文明的外衣似乎过于脆弱，人类很容易将它弃之不顾，在战争的压力下尤其如此。

他们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可以不必担心国际法庭的制裁，向作家或记者透露自己在“二战”期间施暴时的所思所感的人。

真是太恐怖了，我竟然变成畜生，做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我实在找不出理由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当时真是个魔鬼。

某些文化不论发展到多么精细复杂的阶段，其核心要义仍旧停留在部落时代，个人对部落内部成员承担着各种道德义务，而在处理与部落外部成员的关系时则奉行截然不同的行为规范。

经济持续衰退对日本社会的正常运行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剧增，贫困的农民和渔民被迫卖女为妓。通货膨胀、工人罢工以及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使日本凄惨的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

“我无能为力。”麦克丹尼尔写道，“我对南京最后的记忆就是死去的中国人、死去的中国人、死去的中国人。”

回顾千年历史，使人清楚的是，没有一个种族或一种文化在战争的残酷性方面占有垄断权。文明的外衣看起来太薄了一一以致人们能够很容易就把它撕去，特别是在战争的压カ下。

南京大屠杀留给世人很多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就是人类文明本身十分脆弱，如同薄纸。

应该从南京大屠杀中吸取的第二个教训是权力在种族灭绝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过历史上大规模屠杀模式的人注意到，政府高度集权具有致命的危险性一只有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オ会使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成为可能。

显然，人性中存在诸多怪诞之处，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最恶劣的邪恶行径化作平淡无奇的小事，前提是此类罪恶远在天边，不会对我们个人构成直接威胁。

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这些刽子手还侮辱受害者，强迫他们在死前承受最大限度的痛苦和羞辱。这种对待死亡及其过程的残忍和蔑视，这种人类社会的巨大倒退，将会被贬抑为没有价值的历史插曲，或者电脑程序中无足轻重的小差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再次引起任何问题。除非有人促使世界记住这段历史，否则悲剧随时可能重演。

今天的德国之所以比过去发展得更好，是因为犹太人不容许这个国家忘记其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美国南方也发展得更好，是因为它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并承认黑人奴隶解放之后仍然存在了100。年的种族歧视和隔离也是一种罪恶。日本不仅要向世界承认，更应该自我坦白，它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恶劣，否则日本文化就不会向前发展。事实上，我惊喜地发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海外日本人开始参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会议。正如其中一人所说：“我们同你们一样想了解更多真实的历史。

只有不忘历史，未来悲剧才不会重演

人性中的某些特性允许最难以言表的罪恶行径在数分钟内演变成司空见惯的小事，前提是这些罪恶发生在遥远的地方，不会对我们个人构成直接的威胁。

在他前两排，一名孕妇开始为性命而抵抗，她拼命地抓住一名企图将她拖出去强奸的日本士兵，没有人帮助她，最后日本士兵将她杀死，并用刺刀剖开她的肚子，不仅拉出了她的肠子，还将蠕动的胎儿拉出。唐顺山认为，那一瞬间，他们所有人都应该反抗，杀死日本人，即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全部丧生。但是尽管中国人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日本加害者，并完全有可能制服他们，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动。所有人都可怕的驯良，唐顺山回忆道，说起来令人伤心，站在那个坑前的所有人中，只有那个孕妇显示出了一点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