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侠客梦

一个民族过于沉溺于“侠客梦”，不是什么好兆头。要不就是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真正建立；要不就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要不就是公众的独立人格没有很好健全，存在着过多的依赖心理。

游侠之所以令千古文人心驰神往，就在于其不但拯救他人，而且也拯救自我...中国文人理想的人生境界可以如下公式表示： 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

最能体现武侠小说的主观虚拟色彩的，莫过于作为小说整体构思的「江湖世界」。在至高无上的「王法」之外，另建作为准法律的「江湖义气」、「绿林规矩」；在贪官当道贫富悬殊的「朝廷」之外，另建损有余以奉不足的合乎天道的「江湖」，这无疑寄托了芸芸众生对公道和正义的希望。在江湖世界中，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一律被简化为正邪善恶之争，斗争形式也被还原为最原始的生死搏斗，而决定斗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则是双方各自武功的高低。靠自己的能力（武功）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在一个等级森严戒律繁多的社会里，无疑是激动人心的。

只有到了唐宋的豪侠小说中，剑侠才真正职业化，而且与“世人”拉开绝大距离，俨然成了“第二社会”。后世武侠小说中侠客驰骋其间的江湖世界，与现实生活中的秘密社会、黑社会有关，也与唐宋小说家开始构建的神秘的“剑侠天地”这一文学传统有关。

作为技击与道术的补充，豪侠小说中开始出现了以药物行侠的描写。除了《无双传》中茅山道士那能令人死而复生之药在整个故事中起关键作用外，余者只是作为点缀，是辅助手段。聂隐娘杀精精儿后，“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这个细节为宋人吴淑的《洪州书生》、洪迈的《花月新闻》所模仿，更为后世无数武侠小说家所钟爱。不过，只有韦小宝之流才把这当作克敌制胜的法宝（金庸《鹿鼎记》），真正的侠客最多以之为扫尾的工具，投毒杀人毕竟不是大侠的 “英雄本色”。

英雄传奇之影响于侠义小说，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打斗场面的描写，一是侠义主题的表现。

从唐代豪侠小说中的侠，到清代侠义小说中的侠，最大的转变是打斗本领的人间化与思想感情的世俗化。

不是每种小说都能转化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只有读者面广销售量大的作品才能获利。职业作家不能不更多考虑市场的需要，而不是内心的创作冲动。写什么怎么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书商为代表的读者口味。读者量的剧增，与作家的经济效益相关，更与小说本身的商品化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并非作家写出来后才风行才获利，而是作家为了风行为了获利而写作。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由于投合孤立无援的中国人的侠客崇拜心理和喜欢紧张曲折情节的欣赏习惯而可能风行，经由书商和作者的通力合作批量生产，很快成为20世纪中国最受欢迎的通俗艺术形式。

商品味与书卷气之间的矛盾及调适，构成了武侠小说发展的一种重要张力。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武侠小说对江湖世界、武术技击、佛道观念以及这三者所蕴含的文化味道的表现。 而这，恰好是20世纪武侠小说与清代侠义小说的根本区别。

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大体上可分两种：一为现实存在的与朝廷相对的“人世间”或“秘密社会”，是历史上爱管闲事的侠客得以生存的空间；一为近乎乌托邦的与王法相对的理想社会，那里的规矩是凭个人良心与本事替天行道惩恶扬善。

从唐宋豪侠小说，到清代侠义小说，再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作家越来越注意渲染侠客的打斗本领及打斗过程——不但要打赢，而且要打得好看。所谓打得好看，一是打斗中奇峰突起变化莫测，一是于一招一式中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写出“剑”中之“书”。前者容易做到，后者则可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从唐传奇起，小说中的侠客一直分为两个系列：一为武艺高强但仍属凡胎的“侠客”，一为身剑合一已近乎神仙的“剑仙”。

于小说中谈佛说道——不只是满场袈裟道袍，而是将佛道观念内化在小说的整体构思乃至具体叙述中，这无疑是20世纪武侠小说中最突出的“书卷气”。

20世纪武侠小说在艺术上的发展，除了增加文化味道（书卷气）外，主要是突出小说的情感色彩。“‘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

武侠小说中打斗手段的伦理化——以“宝剑”为正、以暗器为负，与20世纪20年代以后“江湖世界”日益成为小说中侠客主要驰骋的空间，以及随之而来的武侠小说日益浓重的虚拟色彩大有关系。这里要指出的是事情的另一方面：“暗器”的引进，使得侠客打斗场面更加丰富多彩，并形成以“宝剑”为主、以“暗器”为辅的新的打斗格局。

真正使武侠小说的打斗场面产生翻天覆地变化，并将其提高到武学新境界的，是“内功”的引进。

秘籍本身即蕴含着对传统的认同与对文化的推崇——秘籍在这里代表着文化积累，代表着符号化了的人类精神及武学修养。这一点对新派武侠小说至关重要。

武学修养与包括内功在内的打斗能力的关系，借用中国哲学常用的两对概念，前者是体，后者则是用；前者是道，后者是器。当作家讲述一系列以柔克刚、以弱克强、以静制动、以无招胜有招、以无剑胜有剑的玄妙故事时，都是力图通过有限的具体的“迹”去追寻无限的抽象的“道”。这已经从打斗场面的客观描写转向某种中国哲学精神的主观演绎了。

真正的书卷气是于从容不迫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文化教养，而不是拼命“掉书袋”。

大致而言，武侠小说中的行侠主题，经历了“平不平”、“立功名”和“报恩仇”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很难绝然分开，只是呈现一种逐渐推移的势态；且即使后一个主题已起，前一个主题也并没有消失。

与其批评侠义小说的皇权观念，不如批评其功名思想引起的个体独立性的丧失。正是在这一点上，旧派武侠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拉开了距离：同样嘲弄背叛绿林归顺朝廷的“侠客”，前者只是抛弃了皇权观念，后者则兼及其名利思想，重新高扬游侠狂放不羁的独立个性和自由精神。

武侠小说依其表现对象的可信程度，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类：第一类近于神魔小说，多剑仙斗法腾云驾雾一类奇迹；第二类偏于历史小说，借用一定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来驰骋想像；第三类虽出于虚构但并非神怪，着重写江湖风波或武林争斗。

“小说”本来就是“虚构”，只有有“考证癖”者才会把它当历史读。问题是一般写实的小说是在“真实”的背景下讲述“虚构”的故事；而即便是趋于写实的武侠小说，其背景“江湖世界”也必然是虚拟的——这并不妨碍其引入具体的江湖切口、武林规矩乃至技击步骤。小处写实而大处虚拟，超凡而不入圣，可爱未必可信，介于日常世界与神话世界之间，这正是所谓写实型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的基本特征。

最能体现侠客打斗手段的伦理化与打斗场面的表演化的，是武侠小说中屡见不鲜的“打擂台”。

武侠小说中大的背景是“江湖”，最主要的生活场景则有悬崖山洞、大漠荒原和寺院道观。侠客当然也出入市井，甚至也不妨闹闹宫廷，可主要活动场景却只能是上述三类。这三者在相对于都市尘世、宫廷衙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都是王法鞭长莫及之处，是武侠小说所虚拟的法外世界、化外世界的具体体现。但三者在武侠小说中又各有其特殊功能，在不同层面上实现了生活场景的文学化，并共同构建了一个颇有审美价值的“江湖世界”。

不管是茫无目的的漫游，还是别有苦衷的逃亡，侠客之飘流四海，已成为武侠小说固定的叙述套路。而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只道出了武侠小说的行侠主题（平不平）、行侠手段（仗剑），还连带说明其叙事结构：驱使侠客上路，是游侠传奇得以展开的一个基本前提。

要让武侠小说也像其他成熟的小说类型一样，“都是从一条总干线写下来”，既保持武侠小说必不可少的悬念，又不削弱长篇小说需要的起码的整体感，其实也不算太难，那就是突出侠客行游的目的性。

只有最可怕的对手才拼命试图准确了解你；而所谓的“朋友”则可能隔膜最深，就因为他已经是你的朋友了，没必要再费这个心思，尽可按他的理解自由歪曲你的形象。

同是武林中人而区分正邪两派，是20世纪武侠小说的一个关键性设计。武侠小说中江湖世界的虚拟色彩、打斗场面的文化味道，以及快意恩仇的行侠主题，或多或少都与这一设计有关。人世间的纷争，经过一番“大简化”，成了正邪两派的打斗。在现实主义批评家看来，这种打斗既不真实，也不典型。可恰恰是这一“大简化”，给武侠小说注入了生机，使作家得以在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中驰骋想像，并凭借出神入化的打斗与变化莫测的恩仇吸引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