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的民主

不要忘记在小事上奴役人是最危险的。 小事上的服从每天都能看出来，而且每个公民都能感受到。这种服从并不使他们绝望，但处处使他们受限，最终使他们放弃使用自己的意志。它使公民的精神之火渐渐熄灭，心灵之光逐渐暗淡。 你让公民如此依附于中央政权，再让他们时不时地选出这个政权的代表，这是徒劳无益的。 确实，很难想象一个完全失去自我管理习惯的民族，能够为自己挑选出合适的领导人。也不应相信，一个充满活力与智慧的自由政府，会从一群奴隶所举行的普选中产生。

必须使社会的活动不由政府包办。 在民主国家，应当代替被身分平等所消灭的个别能人的，正是结社。 只要美国的居民有人提出一个打算向世人推广的思想或意见，他就会立即去寻找同道；而一旦找到了同道，他们就要组织社团。社团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动将被人们效仿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发表意见，人们也会倾听它的意见。

当一个国家达到这样地步的时候，它就得改造自己的法律和民情，否则就将灭亡，因为它的公共道德的源泉已经枯竭，虽然它尚有百姓，但已无公民。

我的目的，是想以美国为例来说明：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但我绝不认为，我们应当照抄美国提供的一切，照搬美国为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因为我不是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和以往经历，也对它的政治制度发生某种影响；而且，如果自由要以同样的一些特点出现于世界各地，我还觉得那是人类的一大不幸。

个人理性的增强能够打破意识形态、社会状况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联，从而导致社会系统的不动性，最后导致历史终结。出于这个原因，在进入第二卷后，只要托克维尔对民主思想的批评的基础已被解释清楚，他就可以声明在民族国家中最让他害怕的不是革命，而是冷漠。 当创建脱离实践的哲学系统成为主要趋势，理论就会有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事实的危险；它会变得更加远离具体行动、更具备空想主义特点，并将最终取代政治现实；而人类厌倦于面对行动的种种困难，将在理论中寻求安慰。

专制政体往往把自己表现为受苦受难人的救济者，表现它修正过去的弊端、支持正当的权利、保护被压迫者和整顿秩序。人民被它制造出来的暂时繁荣所蒙蔽，睡入梦中，但他们醒来以后，便会感到痛苦。

＂行政集权只能使它治下的人民萎靡不振，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行政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这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它可能迎来战争的凯旋，但会缩短政权的寿命。因此，它可能对一个人的转瞬即逝的伟大颇有帮助，但确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

穷人继承了父辈大部分偏见，却没有继承父辈的信仰；保留了父辈的无知，却没有保留父辈的美德。他们将利益至上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却不明白取之有道，他们的利己主义跟从前的忠诚一样，都充满愚昧。 社会一片安宁，这并不是因为它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和富足，相反，是因为它觉得自己衰弱无力，怕稍一折腾就断气了。

如果我拒绝服从一项不公正的法律，我并不是在否定多数的领导权，而只是相信人类的主权高于人民的主权。

民主所经常缺乏的，正是这种建立在知识和经验之上的对未来的清晰认识。人们运用感情多于运用理智。......它不能像贵族政府或专制君主国那样立即把力量集中于一点和一个时刻。

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

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为贵族生来总是少数......因此，民主制度的手段不如贵族制度的完备，但它的目的却比较有益于人民。

无限权力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坏东西。人世间没有哪个权威能够因其本身足够值得尊重，或因其本身就拥有无比神圣的权利，使我可以接受它不受约束地行动和不受任何阻碍地进行统治。因此，当我见到某个权威被赋予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无论这个权威的名字是人民还是国王，是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也无论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发号施令，总之我都要说：这播下了暴政的种子，我会设法离开，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因此，凡是赢得大战的国家，差不多全都身不由己地去加强政府的力量。而在大战中失败的国家，便被征服。一场长期的战争，不是使国家因失败而灭亡，就是使国家因胜利而导致专制。这两个可悲的结局，几乎总是必居其一。

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被称之为作恶；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被称之为为善。

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无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假如其他国家在借用美国人的这个普遍而有益的思想时，并不想照搬美国人实际应用这个思想的独特方法，而是试图根据上帝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规定的社会情况采取自己的办法，以避免威胁着它们的专制和无政府状态，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它们的努力一定要失败呢？

因此，美国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发生大战的优越地理位置，而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 我对联邦制的优点的欣赏是无人能比的。我认为，联邦制度是最有利于人类繁荣发展和自由进取的强大组织形式之一。对已经采用这个制度的国家的命运我表示羡慕。但是，我又总不敢相信，实行联邦制度的国家能够在力量平等的条件下跟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国进行长时间的斗争。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持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民主制度失误的机会虽多于一个国王或一群贵族，但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一般没有与大多数人对抗和反对理性的利益。但是，民主制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被人承认为真理，而且许多国家在没有看到失误的后果时就可能灭亡了。

美国人认为法官之有权对公民进行判决是根据宪法，而不是根据法律。换句话说，美国人允许法官可以不应用在他看来是违宪的法律。

作者对政治审判的看法——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人们是怎样理解政治审判的——在美国，政治法官只审理公职人员——在他的判决中，撤职多于刑罚——政治审判是政府常用的手段——见于美国的政治审判虽然是温和的，但也许正是由于温和，它才是多数掌握的最强大武器 假如美国总统犯了叛国大罪。这时，先由众议院弹劾总统，接着由参议院宣布罢免他的职务。然后，他才到陪审团出庭受审，只有陪审团可以剥夺他的自由或生命。

法国的或英国的政治法院审理一个犯罪的官员并对他治罪时，要依法免去他的职务，甚至可以宣布他将来不得担当任何公职。但在这时，政治上的免官和停职只是判决的附带结果，而不是以职务本身的判决。

在法国和英国，人们把政治审判视为一种非常的武器，只有在拯救社会免遭重大灾难时才应用。不可否认，欧洲实行的这种政治审判违反了分权的保护主义原则，经常威胁着人民的自由和生命。在美国，政治审判只是间接地侵犯了分权的原则，决不威胁公民的生存。它不象在欧洲那样盘旋于所有人的头顶，因为它只打击因渎职犯罪而被它惩治的人。 在组织政治法庭时，欧洲人以刑罚罪犯为主要目的，而美国人则以剥夺罪犯的权力为主要目的。美国的政治审判，可以说是一种预防措施。因此，政治法官不必拘泥于刑法条文的精确定义。

参议员由州立法机关提名选举——众议员由人民提名选出——对参议院实行二级复选（1913年起参议员已改为直接选举）——对众议员实行一次选举——两种议员的不同任期——职权 众议员的任期只有两年，而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众议院只有立法权，它所分享的司法权只限于对公职人员的弹劾。参议院协助立法工作，审理众议院向它起诉的政治罪案件。它同时也是全国的最高执行机构，总统缔结的条约经它批准才能生效。总统提出的法案和所作的任命，须经这个院的同意才能最后生效。

在我看来，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一些旅行家告诉我说：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闯劲，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

中央集权......使社会既无真正的进步又无实质的落后的现状，让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官员们惯于称之为良好秩序和社会安宁的那种昏昏欲睡的循规蹈矩的状态

没有什么比驾驭自由的能力更能创造奇迹；然而，没有什么比学习使用自由更为艰难。专制却并非如此。专制政府经常在千疮百孔之时以修护者的面目出现，支持正当权利，救济贫苦百姓，建立社会秩序。专制政府的出现能给国家带来短暂繁荣，于是人民便在这繁荣当中昏昏睡去，一朝醒来，却发现身陷囹圄。与此相反，自由通常于暴风雨中诞生，在社会内部各种力量的碰撞和较量当中艰难成长，只有到了自由成熟之时，我们才能认识到它的好处。

不管在哪个国家，唯物主义都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危险疾病。但它在民主国家尤其可怕，因为它和民主国家最常见的人心之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民主制度助长对物质享受的爱好。这种爱好一旦走向极端，就会使人民以为一切都只不过是物质。反过来唯物主义又会使人疯狂激烈地追求物质享受。这就是民主国家容易陷入的恶性循环。

做自己不赞成的事与做自己假装赞成的事有很大差别：前者是由于软弱，而后者是出于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