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出历史地表

“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阁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内则》）

伦，水纹相次之伦理也。

礼记祭统的十论中将贵贱、亲疏、远近、上下等抽象的相对地位与鬼神、君臣、父子、夫妇、等具体的社会关系相提并论

《白虎通・虢篇》

而且“君臣之道造端于夫妇”（《中庸》）

这对性别角色反复强调的是女性的屈从，如“妇人，伏于人者也”（《礼记・大戴》）、（《仪礼・丧服传》；“妇、服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表其义理者，故谓妇人”（《论语》））

若夫妇并提，则必规定道：“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白虎通》）

请看《释名》：“天子之妃曰后，后，后也，言在后不敢以副言也；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妃曰内子，在闺门之内治家也；大夫之妃曰命妇，妇，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也；士庶人曰妻，夫贱不足以尊称，故齐等言也。”

前一种情况可举出班昭和宋若华

不仅“扈江离与群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且有“众女妒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曹植《美女篇》中那个因理想高远盛年未嫁的美女，不能不说在一定意义上寄寓了作者本人的隐忍和无奈。而他个人的哀伤表现为女性的哀伤时竟十分贴切：“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女性的群体经验也不单纯是对人类经验的补充或完善，相反，它倒是一种颠覆和重构，它将说明整个人类曾以什么方式生存病正在如何生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将把人类历史归结为性别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煞的东西。

无怪乎女人的一生都逃不脱家庭的规定，只有在家庭里，她才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她才是女、母、妻、妇、媳，而非女性。这样她才纳入在秩序内，成为秩序所规定的一枚螺丝钉。“家庭”的这两方面功能可谓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父系社会终于在既排斥又利用、既借助又抹煞女性的过程中，走向自身的完善。

家庭，乃至家族，从它出现的一刻起，便是以男性为标志、为本位、为组织因素。 家庭几乎是专为女性而设的特殊强制系统，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性别针对性和性别专制意义。

由中外男性大师们率先走出的妇女解放基调，既表达、又扭曲了女性群体的意愿，而这便是五四女作家门面临的意识形态环境。她们在反传统的叛逆的呐喊中睁开双眼，面对一个瑰丽而却模糊不清的前景。而且在通向这一前景的路旁，已摆有两具同性的尸首。死者标志着认识的禁区。

这也便是为什么女性的生存在民族获得新的政治前途的一瞬间戛然而止：女性获得理想中的平等，如民族群体获得了理想的安顿，但她和他们都并未获得理想的自由和自主。

确实，当民族群体要挣脱一个旧的父子秩序的束缚时，女性与它在利益和目的上都是合一的。但是，一旦民族群体趋于安顿于一个新秩序，而这新秩序又带有明显的父权标志时，女性便成了被排斥者和异，她的利益，她的解放，她的阐释和反阐释力，都与民族群体发生了分歧乃至冲突。其结果，她总是重新回到“解放”之前。

进一步讲，男性社会的统治建立，不仅以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结构为标志，而且还有更微妙也更深刻的标志：男性拥有话语权，拥有创造密码、附会意义之权，有说话之权与阐释之权。

恰如克里斯蒂娃指出的那样，女性若想进入这种为男人把持，为男性服务的话语体系，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她借由他的口吻、承袭他的概念、站在他得立场、用他规定的符号系统所认可的方式发言，即做为男性的同性进入话语；要么，用不言来言说，用异常语言来言说，用话语体系中的空白、缝隙及异常的排列方式来言说。

前一种情况可列举出班昭和宋若华，《女诫》和《女论语》得以流传完全不在于创造了什么，而在于全面而详细地以与男性同性的角度阐释了他们树立的女子模式（典范），从而健全了男性对女性的陈述。

在文学中，也是在现实中，女性们只有两条出路，那便是花木兰的两条出路。要么，她披挂上阵，杀敌立功，请赏封爵——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秩序。这条路上有穆桂英等十二寡妇，以及近代史上出生入死的妇女们。甚至，只要秩序未变而冒充得当，还会有女帝王。要么，则卸甲还家，穿我旧时裙，着我旧时裳，待字闺中，成为某人的妻，也可能成为崔莺莺、霍小玉或仲卿妻，一如杨门女将的雌伏。这正是女性的永恒处境（见克里斯特娃《中国妇女》）否则，在这他人规定的两条路之外，女性便只能是零，是混沌、无名、无意义、无称谓、无身份，莫名所生所死之义。

当民族群体要挣脱一个旧的父子秩序的束缚时，女性与它在利益和目的上都是合一的。但是，一旦民族群体趋于安顿于一个新秩序，而这新秩序又带有明显的父权标志时，女性便成了被排斥者和异己。她的利益，她的解放，她的阐释和反阐释力，都与民族群体发生了分歧乃至冲突。其结果，她总是重新回到“解放”之前。

当封建意识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合二为一，她们又被新的符号枷锁压抑为无意识。这些符号枷锁不是物化如花如月的客体形象，而是化为充满爱、情感、诗意的男性创造物和杰作。 她笔下的太太都是某种大家闺秀的幸运儿，好教养，聪慧，有才华，不必忧柴米油盐，不必为生存挣扎，并且爱与被爱。正因为排除了一切外在因素，才可能披露新女性自身必须面对的问题：爱情到手、幸福到手，女性还能做什么？幸福家庭与具有新思想的女性是什么关系？女性能否逃脱掉一个新式家庭高雅的妻子，被爱的对象，从而成为一个能够自我表达的主体？

五四成了一个悬浮的历史舞台，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庇护。主流意识形态转向了歌颂大众，神话大众。主流的女性形象也转变为忍辱负重的，无私无偿奉献自身的，富于慷慨牺牲精神的”地母“形象。他们不再是弱小无助的，而是伟大可敬的。当然这不是因为她们的性别，而是因为她们属于那个广大坚实的群体——大众。 在大众之神的威慑下，本来就游离于文华边缘的女性问题重新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一种无意识状态。

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与她们远隔一个时代，那里的生存方式和那里的妇女，是她们过去的历史或“无历史”处境的缩影。而在新政父统治下日趋正规化、稳定化的都市生活，已于转瞬间承袭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男性标准，健全了一套全新的女性社会化角色：高雅的室内花瓶，社交场合的交际明星，文化市场的色情观照对象，市民生活中或驯顺温柔，或麻木浅薄的夫人妻子，以及形形色色关于女人味的标准。这一切与叛逆之女性“娜拉“式的自由信念完全相左，格格不入。

《打出幽灵塔》通过弑父过程中女性的参与，补充了五四反封建意识形态所见话、所淡化的一个角度，即封建统治不仅是一种杀子统治，而同时是一种性别奴役、性别虐待，甚至，杀子不过是维持性别奴役的一种手段。

Women, they have minds, and they have souls, as well as just hearts. And they've got ambition, and they've got talent, as well as just beauty. I'm so sick of people saying that love is just all a woman is fit for. I’m so sick of it...But I’m so lonely.

作为一名女性，她比同一阵营的男性友人们更直接地承受着封建历史那依然故我的滞重，因而也不像他们那样易于忘却这份依然故我的滞重。 但是这一份唯有自由女性才会感受到的滞重的痛苦以及女性对历史的观察在这样的时代注定没有位置。

女人不妨聪明，却不可能干；能干在家事上犹自可恕，若在社会事业上也要显其才干，便要使男人摇头叹息。还有女人不能有学识，因为一般男子也是无甚学识的，他们怕太太发出的议论远较自己高明得多。 《结婚十年·后记》

这是一次成功的出售。历史的灾难成全了这段故事。在这部文本中，女人并没有拯救人类于浩劫，倒是战祸救一个女人于疯狂与毁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