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国

必须指出，指导士大夫行为的这一准则最初并不适用于庶民，庶民的行为是要用赏罚而不是用道德原则来制约的。

……中国人的“优越感是以他们对祖国山河怀有的自豪为基础的。但并非那种想使世界各国改变它们的信念，拜倒于他们自己的杰出成就面前那样的优越感”。

一般说来，中国人之所以落后似乎是由于缺乏动机而非缺乏能力，是由于社会条件而并非由于其天生才智。总之，科学不发达是工业经济和军事经济不发达的一个方面。而这又归因于儒家思想支配下国家基本属于农业性质和官僚政治性质，以及统治阶级传统力量强大。

通过这项庞大的工程（四库全书），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员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哪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访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被禁书籍共约2320部。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正如C.K.杨所指出的，佛教和道教作为“制度性”的宗教是削弱了，但在世俗制度里“分散性”宗教活动方面得到了补偿……

事实上，毛的成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我们注意到那些在他一生事业中达到顶点的几股潮流：第一，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西方人然后是日本人入侵，所做出的反应中有了新的高涨；第二，上层文人掀起了领导农民大众改善生活的运动；第三，苏俄通过共产国际输入了它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其中包括统一战线的策略。孙中山只是在他事业的晚期、即他死前二年的1923年，才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毛和他的同僚们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开始他们的事业的。他们开创工作时还得到国民党的帮助。

毛不懂外语。在他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时，这一思想往往在翻译过程中多少有点汉化了。此外，毛是从搞革命的行动开始的；他是边工作边吸收革命思想的。人们常说，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我们也可以说，他本身经验的具体实践，决定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是他认为有用的。

绝对的王权、以陆地为基础的经济、广泛使用的表意文字，以及主宰大规模经济活动的牢固的官僚政府，从而未曾确立私人企业的合法存在。

当清朝八旗军在18世纪把蒙古西部、新疆和西藏置于北京统治之下时，所谓统一无非意味着“中华帝国”事实上就是“东亚帝国”（中国和亚洲腹地），这在很久以来是个战略单位，而今则成为一个政治单位了。 读了著名的中国各朝代的二十四史之后来看今天的中国，你就会觉得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相继夺取并组织中国政权的努力是一个古老主旋律的变奏。

中华民国向西方借鉴，通过立宪议会和内阁而组织政府的想法，是同中国的政治传统脱节的。

总之，对中国农村旧秩序的任何一方面进行任何一项真正的改革，都意味着整个制度的根本改革。中国农村问题影响深远，要求改革的压力又很大，因此一些改良的行动似乎很可能会触发一种导致革命的连锁反应。

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它来源于一种文化信仰，是比单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强烈得多的感情。

我们可以像莫里斯·迈斯纳那样断言：“毛身后时代的特征，将是官僚统治持续下去并主宰整个社会。”因此，毛的口号“为人民服务”能持续多久，将受到考验。这也就是说，官僚政府要经常遇到信心和民心的问题。

到了 1934 年，名义上恢复了对孔子的隆重崇拜。同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通过重申礼义廉耻的古道德向人民灌输新的社会意识和尚武精神。……在 1934 一 1937 年间，其他许多活动利用这个名义纷纷展开。 极权主义的根子。蒋介石在美国的赞美者没有注意到，他也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信徒……在这处处想用军国主义化和独裁统治来拯救中国的做法中，新生活运动不过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形式罢了。另一种更可怕的分支机构是特务组织，是一个反共、刺探情报、采取恐怖手段的秘密组织，以专搞暗杀、忠于蒋介石的戴笠为头目。

它（儒家人生观）是所有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在2000多年的大多数岁月里，儒家的思想意识成为世界上这一最大国家里的主要学习科目。单独一套被认为源出于一个古代圣人的始终一贯的思想体系，竟能在这么多世纪里成为政府权力合法性的理论依据，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都是从未有过的。

入侵的游牧民族发现他们只能按中国的方式才能统治中国。通常他们取得政权，是由于听取了边区一些合作分子的意见，那些人既懂得儒家的一套东西，又能维持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只要继承天命的人按儒家原则办事，不管谁来都行。

在对中国的民政管理上，满人采用了一种双重任命制，即同时委派满汉官员掌管重要职务。乔纳森·斯彭斯曾经指出……

官僚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十分明显。形式上，所有事情都从底层发动，层层上报到顶上的皇帝去决定，因为各省奏折都是要送到京城皇帝那里去的。这样，较高级的官可对所提建议有选择转呈的余地，而下级官员所提出的创新或者没有先例的意见是既不易上达而又危险的。唯命是从则比较安全，这就易于扼杀下层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最上层那个人的工作效率常因他忙不过来而受不利影响。所有的重要问题都要经他批准。所有的立法和判例都要由皇帝诏书挨制定。现代中国仍受这一传统之害。

……通商口岸的买办，仿照那些在1842年以前一直垄断者广州外贸华方业务的著名商行的榜样，不久就成为独力经营的商人。这个商人阶级是外国人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外国人按照外国的方法加以训练，并常常给予治外法权体系在司法工作上的保护。中国商人的资本实在通商口岸积累起来的。这些商人吸收了西方思想，也像其他国家的现代资产阶级那样，开始关心本国的独立和统一。

革命背后的主导思想感情是力求国内统一和摆脱外来控制的民族主义。但它的阶级基础仍然是有文化的上层。事实上，1927年之后10年间的南京政府创建了上层阶级的体制，反对彻底改变普通农民生活的思想。 国民党事业的这种举步不前的性质，以及它在改组中国社会方面所抱的有限目标，在20年代表现得十分清楚。1922年孙逸仙决定向苏俄学习，而1927年蒋介石却决定同苏俄决裂，就是例证。

中国的政治见解一向建筑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之上，而中华帝国在传统上层自命为包括整个文明世界，所以，中国革命者毫不迟疑地企图把普遍有效的理论作为他们事业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逐渐强大的一个长期性因素，是日本不断企图用军事力量征服中国，这就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政治行动，但削弱了国民政府采取军事以外手段来领导人民的能力。

……他们（中共）“用尽可能易于处理的措辞来限定什么人是敌人，并力求把他们孤立起来”，同时把一切可能的盟友和中立人士与敌人区别开来，引起他们的关心，争取他们的友谊，几乎像选区的政治活动家那样照顾他们的具体需求，然而在关于中共最终的独立地位、权力和目标则决不让步。

毛泽东对他的非马克思主义听众温和地自称继承了孙逸仙和五四运动的衣钵；而对马克思主义者，他把自己摆在与马、恩、列、斯并列的地位，作为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独创贡献的人。事实上，毛的“创新”是在实践的领域而不是理论。他所说的一切都可以从以前的文献中找到。他的真实贡献是建立了国中之国——在根据地形成了一个党、一支军队并获得民众的支持。但这在1940年并不值得夸耀。毛用模棱两可的词句迎合了自由派的希望，而实际上却正在造成一个把他们组织在内的机构。

美国的调处是否终于有成功的可能呢？中国人民需要和平，美国感到它有巨大的威望和力量可以对局势产生影响，共产党一定能从协议得到好处，国民党是完全依赖我们的。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使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组织一场革命。实际上，我们怀着一个自相矛盾的目标：敦促国民党领袖进行改革，以便削弱他们的专制权力而有利于国内和平；同时加强国民党所控制的政权，作为走向东亚政治稳定的一个步骤。我们卷进了一个继续在物质上加强国民党专政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体的过程。但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宁可用他们手中的新式武器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行事。

1949年的结局表明，不是苏联的援助比美国多（事实恰恰相反），问题在于中共能够动员和利用革命的潜力，国民党却办不到。中共的胜利又告诉我们，美国三十多年的榜样，并不像苏联的榜样那样有效第影响中共政权的构建。我们没有共产国际。比缺乏搞阴谋的革命机构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总的方面更缺乏任何哲学或者方法，因而无法进行强制性的经济开发和强调政治集体主义。

中文这套书写法，并不是每个学童在其准备应付生活问题时可以随便拣起来使用的方便工具。它本身就是一个生活问题。如果这孩子没有时间来长期不断地学习写字作文，他就一辈子休想飞黄腾达。因此，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需要花费实实在在的大力气才能加以克服——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

·总之，中国的“法律”是政府权力的表现形式，是老百姓应当避免向其申诉的。 ·最后，中国人生活上的一个特点是特别关心礼节。个人承认社会风俗的力量并使自己屈从于这些习俗。他敬老，尊崇前辈，俯首听命于家庭。在所有这些社交形式中，都有严格的纪律。

·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扩张的强烈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大不一样。 ·朝贡制度是儒家主张用于对外事务的一种方法，根据他们的主张，中国君王行使政治权力是有伦理依据的。

·特别是，和平与繁荣已使人口空前增长，其增长之猛使它本身形成了几乎是一种新的危机，对民生、行政管理和公众情绪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今天，正如何炳隶所说的，“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个世界问题。” ·简言之，我们又碰到这样的一种看法，即中国的重心在国内深处，通商口岸和条约体系虽在其西方创造者的眼里显得很重要，但对中国人民甚至统治阶级来说，在长时期内始终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项中占边缘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