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面谈

讲到文章，一般总说是要传情的，那么就是以有情为基本要素，这原本是不错的，但也只好比是在学堂里念书那么一个层次。若是待到毕业以后还要求精进，话却是要反过来说的。以《老子》的话来形容，前面好比“为学日益”，现在则是“为道日损”。但是要论文章无情而又写得好的其实是极少见的，因为这太难了，凭我有限的阅读所知，在中国大概就要算是《老子》了。

前些时尝对爱好汉学的外国朋友说，你们总以为《老子》有多玄虚，仿佛是所谓“东方神秘”的代表，乃是被开头那几句“道可道，非常道”的话给唬住了，其实这在《老子》中并不打紧，这本是一部讲阴谋的书，处处显出残酷，以治国御民论，是权术；以为人处世论，则是手腕也。 但是现在说起作文，我却忽然想起《老子》来，《老子》最是无情文章，但又无情得好，在这一点上最是不可及。

《老子》的无情不是做出来的。文字当然是用以表达所写，但我们读书，往往作者亦与文字一般，另外作了一重媒介，感慨渲染，形容夸饰，最后成了表现作者自己。《老子》则根本上是无我的，仅仅是报告事实，即使是一样道理，也当它作事实对待，可以说是无情到事实本身，是那么一个“透”字。

最近重读一遍她的散文，字里行间我感到张爱玲原来是很温暖的，——透过“冷冷的成熟”，那是一种“泽及万世而不为仁”的温暖。

张爱玲是这样有着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并不离开我们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但是有所超越，朝向那广大而深邃的所在。胡兰成曾引用她的话：“我是个自私的人。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她说的“自私”其实也就是情感投入。她不在“小处”感动而在“大处”感动，大处都是从小处发现出来。有这份胸襟，难怪她能同情，能谅解，能宽容一切。或许我们可以说在人的种种情感之上还有着一个人类情感，它根植于前者又包容前者；张爱玲是被历史、岁月、人类世世代代最根本的希望和无法逃避的命运所感动，这种感动无限沧桑。

我们把孔孟称为理想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对“理想主义者”这个概念的褒扬，当然也不是贬损；理想主义者在我看来仅仅是指一种人，一种具有其理想并往往把这理想推及于他人的人。讲到我自己，一方面，我是生于卡夫卡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很难再像前几辈人那样坚信一己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好好儿地实现，所以做不成什么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我也知道理想于我实在还是一个好东西，我的理想是照亮我自己的光。

"死者可以给这世界遗留一些有形或无形的东西，但他不再能控制它们，它们属于生者了。"

"我们只有以死为代价，オ能发现人、热爱人。"

以我个人的经验，有一个印象不知确否：不读书或多读书并不见得有多少好处，但如果光是读很少几本书大概就只有坏处。此外还有另一个印象：有人读书好比拿它垫在脚底，结果越读自己越高；有人读书则好比压在头顶，结果越读自己越低。就后者说当然也不是好处了。所以我其实并不一概地相信“开卷有益”这样说去。

杨绛散文读来很通达，宽容，常被形容是温柔敦厚，其实她是有着自己不可移易的善恶美丑的标准，但是她不夸张，不偏执，也不苛求。她的作品中又时常可见一种趣味，一种幽默感，而这些都是属于作者自己的，她不强加于人，也不取悦于人，不卑不亢，不将不迎，这也就是我们谈过的客观与距离感。当然在另一个意义上文字和内容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作者与读者间的一种媒介，越客观，越不强加于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其实就越近，就越有亲切感。

生活确实往往让我们感到日新月异，然而说穿了日新月异的更多的还是生活的形式而已。如果要了解以及理解我们身边人物的话，我倒觉得比方说鲁迅或者简·奥斯丁的小说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因为他们写的要更深刻，也更明晰。虽然乍一看有很多东西变了样子，比如人们穿的衣服就是一例；但衣服里面多半还是当年现形于他们笔下的灵魂。我们读书的时候常常自以为舍远求近，其实反倒是舍近求远了。

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经常听见人絮聒的“心灵美”这话。如果我们认定善与美是两件事，美之外还有一个善，“心灵”就没有什么“美”，它只能有“善”。并不是要否认这里所指的内容，相反倒是大大的赞成，只是名义不甚对头，好像“必也正名乎”似的。当然如果仅仅是名义问题也就无所谓，问题是这里表面说的是美，其实说的是善；善鸠夺鹊巢般的占了美的位置，意味着善对美的一种取代。

在艾衲居士的笔下，西施的整个生涯就是这样毫无浪漫色彩，没有什么叫人艳羡的地方，甚至她最后的死，也不想仿佛传统小说那样要渲染起读者的悲哀之情。我读过的中国古代小说里，《豆棚闲话》大概算是最冷峻、最黑暗的了。

张爱玲在《张看·论写作》中说： “作者们感到曲高和寡的苦闷，有意的去迎合低级趣味。存心迎合低级趣味的人，多半是自处甚高，不把读者看在眼里，这就种下了失败的根。” “老妪解诗”中所体现的对读者水平的臆断与这里所说的对他们趣味的臆断其实是一样的，骨子里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把读者视同于老妪，正是对他们的轻蔑，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完全是被歪曲了的。

关于文学我是崇尚适度的，也就是孔子所谓“过犹不及”，一应修辞，文采，材料，结构，乃至意思与情感的表达，都应该如此。张岱《四书遇》引钱岳阳的话说： “文章无过火病，只有不及病，其过火处，正是他不及处也。” 这话怎么讲呢，不能做到适度，说到底还是修养不够，功夫不到家罢了。我且觉得比起不及来，过火往往更让人不能接受：对前者还只是惋惜，对后者则不免要胸中作恶了。

父亲故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终年七十二岁。我因此第一次对生死之事有切身体会，这自然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但至此它真的降临到我的头上了。书中无论议论性质的《生死问题》，还是回忆性质的《最后的日子》，都是这方面的思考与感悟，与多年后的《惜别》正是一以贯之。《惜别》出版后，我在一个活动上说：惜别，所“惜”的是因“别”而终止的一个人的生活，事业，追求，以及别人与这个人相处的时光。这对于世界来说只是“之一”，而对这个人和这段关系来说则是“一”，即全部。我看重《如面谈》，因为里面也讲了这回事。

记得周作人说过，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好的传统，一是“疾虚妄”，一是“爱真实”。其实疾虚妄也就是爱真实。比如我读鲁迅的书，最有价值的还是其中怀疑或者说批判的部分，可能有人要嫌他只是破坏，我却觉得他的破坏就是建设。看见黑暗就是光明，没有必要再去找一道光把光照亮。智者不给我们答案，他给我们一个参照系数，告诉我们不光可以这么看，还可以那么看，当然最后怎么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忘了从谁的书里得知俞曲园曾手制一种信笺，上面画两个老人对坐，旁题“如面谈”，我觉得此语甚好，如果再能出书就取它当书名罢。此一“如”字尤得我意，说来我平素很不擅于与人打交道，即使对极敬重的人也是这样，如面谈而终于不是面谈，庶几可以减免一些拘束与尴尬，又由得我们说我们想说的，这才说得上是“不亦乐乎”呢。

“问：简述你本人的心路历程与你的散文创作的关系。答：这可以分成三方面来说：一、我的文章从未以描写生活或介绍知识为终极目的，我更看重的是对它们的思考与感受，这来自我的经历与阅读，我从这不能截然分开而且互相作用着的两方面获得几乎同样多的收益；二、我是学医出身，后来在文章中表述的‘唯物’与‘怀疑’等思想与所学的这门科学大概有些关系；三，过了三十岁我才写散文，那时彻底告别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已久，多少学会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世界、历史、社会与人生了。

真说起来大概也只有末了这句是坐实了的，我是希望能把文章写好，虽然在与文学打了很多交道以后我已经明白自己主要的兴趣其实并不在于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包括散文在内）。我写文章主要还是因为可以帮助我思想，——我是个慵懒的人，不如此我就难得花这一番气力；此外对我来说，虽然觉得比较起来思想永远是最自由的，可是也喜欢能想法子表现它，这就要借用某种形式，现在我选定了写文章，而文章如同一切形式，说穿了总是有所限制。尽可能自由地通过某种不自由把自由传达出来，这样才能真正感到自由；也许所以我才写文章罢。

《如面谈》系十年前旧作，现在有机会重印，只对字句略加订正，删去几篇没多大意思的文章，又补充几篇——都写于《向隅编》之后，续出的《相忘书》只收读书之作，遂留在集外；这回顺便编进“怀人之什及其他”一辑里了。 书中篇章大都写在先父辞世后不久，情感色彩较重，与此前此后所作似皆不同。其余无须说明。《庄子·天道》云：“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大概是对待批评的最好态度。自我观之，则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说：“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虽然还没活到这岁数，借用一下却也无妨。

那天夜里一家人睡得很晚。忽然听见猫在门外叫——它回来了。然后开始抓门，越抓越急。当时我们都醒着，但是谁也不敢开门。猫一边抓，一边叫。我记得叫声并不难听，略有哀怨之意，像是小孩在哭。后来它来到卧室窗外，抓窗子。猫爪划在玻璃上，声音特别尖锐。我们躺在黑暗里，互相都不说话。后来我睡着了。第二天母亲告诉我，差不多直到天亮，猫才走了。此后这么多年，关于这只猫，我家的人很少提起。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大概它伤心欲绝，所以一去而不复返。

一九九七年我在望京买了房子，两室一厅，母亲与我各居一室，我在自己房间一侧安置了书桌、椅子，还有一个书架，另在客厅沿三面墙做了书柜，自地到顶，共十四个，放置书籍八九千册，大约不到所买书的一半，其余的只好仍堆在城里的旧房内。可以说从此人书各得其所，然而专门的书房实在还是不曾有也。过去有句老话：书房不可轻易给外人看见，以免暴露主人的心思。我则一概陈列于客厅之中，实在也是没有法子。幸而说是客厅，来客实在稀少，我只当它与卧室是里外间罢了。至于自家心思，俱见文章之中，并不担心被人获知。

据我猜想，人之需要书房，一为读书，二为写作，得一专门环境，不无心理暗示，进得门来，当感荒废时间不宜，好好用功要紧。我平生读书不多，写作无成，或许与此有些关系。是以对书房的一番向往亦在情理之中。

有件事倒可以附带一说：有朋友曾提出若干问题，谷林逐一回答，成就了一册小书。此事至为可喜，我亦亟欲拜读。不过前些时在报上见到预告书名，却是《有一道风景叫谷林》。我曾致信编者云：“读书之事，本是‘自适其适’，与他人了无干系。我所以极敬重此老，正在于此。冒昧说一句，该书书名稍嫌张扬，与其风格略有出入，似不如径用‘答客问’。”然则此亦一管之见，未必确当也。

谷林著作，先后有《情趣·知识·襟怀》（三联书店）和《书边杂写》（辽宁教育出版社）两种行世。此外散见于报刊者，大概有十万字之谱，望能一并收入“开卷文丛”此老一集中，俾可省却爱好谷林文章者查找工夫。其实谷林平日所作尺牍，亦可当作小品来看，笔意之隽永雅致，并不亚于所发表的文章。扬之水与我均曾一再劝说他选录一册，公之于众，无奈迄今未蒙应允耳。

我有志于文学创作久矣。起初胡乱写些东西，不曾发表，无须笔名。一九七九年父亲代投几首小诗给某刊物，回信云拟予刊登；当时我在大学学医，不愿别人知道，父亲遂给起名“方晴”——“方”是我的小名，“晴”则暗喻当时的政治形势。我自己不很喜欢，不过写诗、写小说，倒是一直用着。一九九三年我的诗集出版，也署的这个名字。以后改写随笔，另用笔名“止庵”。最早一次用它，是在《新民晚报》发表一篇题为《探访八道湾》的小文，大概是八十年代末。父亲不大赞同我改名字；我想前人尚且“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换个名字又何妨呢。

先父曾在一篇文章里说：“我把写诗作为我毕生事业，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有感情要流露，而诗，是最适合。我在诗中可以实现我自己的价值。”病危时，士行兄来医院探望，问他：“您一生中最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他想了想回答道：“出版第一本诗集。”他所有的幸福皆由写诗而来，而他的不幸说来亦与此相关，在他身后能有一册诗选行世，实在是很可忻幸的。为此对于玉成此事的诸位，我再一次致以谢意。特别感到安慰的是，这件好事先父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知道了，他因此而高兴，这对他来说真是人间所有的最大的慈悲。